《红星报》是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办的机关报，其主编曾先后由张如心、邓小平、陆定一等担任。

《红星报》为铅印四开报纸，毛边纸印刷；创刊之初定为五日刊，实际为不定期出版；一般是四开四版，有时是二版、六版或八版不等；1933年3月3日第31期起，改为32开油印期刊，同年8月上旬又恢复原来的四开铅印报纸形式，并重新编印期号。前后共约出版124期。

《红星报》的读者主要是中国工农红军官兵和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其编排适当，寓教于娱乐之中，版面生动活泼是它的一大特点，它除社论、前线通讯外，先后设有要闻、专电、军事知识、卫生知识、国际时事、红军生活、猜谜、小玩意、问题征答、诗歌、红板、评论等20余个栏目。

《红星报》每期安排十几个栏目，文章短小精悍，并配有插图，使报纸内容丰富有趣，引人入胜，很受欢迎和好评。1933年11月12日，《红星报》（第15期）刊登了红一军团干部彭加伦给《红星报》编委的来信，反映了广大红军将士对《红星报》的喜爱：“红星在部队中起了它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为了我们战士的良友，它是这胜利的革命战争中一只有力喇叭。”

《红星报》始终坚持办报宗旨，使《红星报》成为“大镜子”“大无线电台”和“政治工作指导员”，正如《红星报》创刊号刊发的《见面话》所指出的：“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它要（应）是一面大镜子，凡红军里的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它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它要（应）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斗争消息、地方群众的斗争消息，全中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它要（应）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同志们一些群众工作、本身训练工作的方法，可以告诉哪些工作做得不对，应当怎样去做。”

《红星报》是“大无线电台”。通过最后电讯、捷报、前线通讯等专栏，迅速及时地报道红军的战斗情况和胜利消息，鼓舞军心、民心。

《红星报》是“政治工作的讨论会”。它经常以社论、署名文章和专题报道等形式，从不同角度反映红军部队在党的建设、青年工作、政治教育、群众工作、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实际活动，总结交流经验教训，促进了红军队伍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

《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它开辟了铁锤、自我批评等专栏，揭露了红军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贪污浪费、贪生怕死等不良现象和作风，敢于碰硬，既敢于批评普通干部战士，也敢于批评高级领导干部。使红军官兵引以为戒，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红星报》是“俱乐部”。它通过军事常识、卫生常识、猜谜、问题征答等专栏，传播军事知识、文化卫生知识和生活常识，活跃了红军部队的军事文化生活，并且做到了寓教于乐，深受红军战士喜爱。如1934年1月28日的第26期上有两幅漫画，一幅画的是一个战士把枪解下交给另一个人，另一幅画的是这个士兵挑着东西，标题是“爱护你的武器犹如爱护你的眼珠一样”，生动形象。旁边有一篇张佐才写的名为《你应该有点警觉性！》的文章，文中写道：“兵站十一小站有一个警备员，在最近送犯人和布匹往汀州的中途，将自己的枪交与重要犯拿着，自己反去与犯人挑布，这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吗？你应该有点警觉性吧！”

当时，红星报社工作人员很少，编辑部很精干，始终只有3至5人。为了办好这份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报社发动群众踊跃投稿，据《红星报》1934年1月发表的“致通讯员信”中记载，其时已发展了500名通讯员，骨干通讯员有百余人。在这些通讯员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有在连队基层工作的干部战士。许多通讯员一边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一边写通讯稿件，被人称之为“来自火线上的消息”，文章有血有肉，真实生动，留下了宝贵的战场第一手真实资料，受到苏区军民尤其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暂时停刊，而《红星报》则继续编辑发行，成为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颗闪闪的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