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四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上，考古工作人员聚焦边疆考古遗址发掘研究重点问题，展开广泛深入讨论。

多元一体的文化交流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人、斜口筒形玉器、玉龙与龙形器、勾云形玉器、双猪首玉器、玉璧、玉玦对凌家滩文化有所影响，而凌家滩文化的玉璜、玉石钺、玉环（镯）、亚腰形玉珠也对红山文化造成了影响。这表明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借鉴、互有影响的互动式关系。”在通过对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器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发现，史前南北两个文化中出现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相互认同或祭祀礼仪体系的相近性，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形成过程中玉器发挥的核心作用及呈现的文明图景。

“在2021-2022年度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共揭露出不同时期遗迹622个，出土铜器、铁器、简牍、封泥、印章等2000余件文化遗物。遗址发现的建筑遗存及道路、简牍、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封泥等证据表明，此处很可能就是当时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所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表示，通过河泊所台地水系型遗址、石寨山滇王墓地、古城村贝丘遗址，以及河泊所遗址上西河地点益州郡汉式遗存的系列考古发现，构建了滇中区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商周至秦汉的考古学文化连续演变的过程，同时为置郡之下边疆的治理及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广西浦北县越州故城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越州故城依山势而建，城门属开凿自然山体为门道，与文献记载越州‘穿山为城门’相符合。”中山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院副研究员韦伟燕表示，城门、城墙、护城河形成坚固的防御体系，布局结构清晰，不仅为研究南朝时期州治类城堡的形制特征，也为探讨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发展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通过对清水河县后城咀龙山时代山城的调查与发掘，发现遗址发掘区内出土陶器种类属于石峁石城的较早阶段，根据对城门及马面处采集木炭的测年来看，其年代应介于距今4200年-400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党郁表示，遗址内玉器出土的数量和种类都较少，且集中于瓮城区2号壕沟沟内及附近的坑内，有刀、铲、联璜璧、环、玉残片等。玉器出土地点附近大多也发现有猪下颌骨，与其他地区的墓葬内出土玉器与猪下颌骨现象相似，表明后城咀在较晚阶段受到来自石峁、齐家、陶寺等地玉礼制文化的影响。

充实边疆考古学术体系

南佐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发现九座夯土台基及环壕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数千平方米的中轴对称、布局严整的宫城，还发现了大量制作水平很高的白陶、黑陶等器物和大量的炭化水稻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小宁认为：“考古发现表明南佐遗址是距今5000年左右黄土高原地区的一处都邑性质的大型聚落遗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柏宇亮表示，在对二桥遗址性质的判断中，二桥遗址的居民身份不是普通居民，原因是遗址出土大量建筑构件，还有窑、环濠、水渠等凿基岩而成的遗迹，修建和维护这些生产活动需要组织专门的劳动力，是普通居民无法实现的；遗址内出土的汉代鎏金龟钮“臣固私印”“万岁”瓦当等遗物均是官属用品；周边墓葬区的墓葬普遍规模大、结构复杂，出土遗物丰富，与徐闻本地华丰岭、红坎等地普遍发现的大量小型砖室墓差异明显。可见二桥遗址是一处官方机构，其中居住者的身份与普通平民有差异。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任冠表示，唐朝墩古城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等考古发现，以实物资料印证了新疆地区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反映出丝绸之路既是经贸往来的通道，也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通道，更是古代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

边疆考古，既悠久，又年轻，充满希望。在一代代考古学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边疆考古日益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趋势。参与其中，共同为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和发展尽力，是所有边疆考古工作者的荣幸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