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生日是农历三月二十六，每年总与“母亲节”相差不几天。母亲节快到了，我想给母亲写一点文字，尽管母亲已经去世三年，尽管母亲不识字，但儿子的心声她会感觉到的。

我的妈妈只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爸爸在外教书，常年很少回家。曾祖母、爷爷、奶奶、我们弟兄仨，全家八口人，七个在农村，上有三个老人，下有三个孩子，全靠妈妈里里外外张罗。那时国家普遍经济困难，我们能吃饱穿暖，已是非常不容易。从我记事起，总看见妈妈一起床就风风火火到生产队地里干活挣工分，一回家就慌慌张张做饭干家务。常常深夜醒来，妈妈还在油灯下纺棉花、织布、缝衣服。

在外人眼里，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日子愁死人。但妈妈却不卑不亢，淡定地打理一切。我们家的日子反而不显山不露水。

妈妈在家族里排行是长房长妻，本家族的七七八八还靠她出面张罗照应。且不说婚丧嫁娶的前三后四，如何劳心费神，仅家族里几位老人逝世时的穿老衣、剃光头，都是妈妈亲力亲为，就足见妈妈的胆识过人。

妈妈皮肤过敏受不得冷风，一遇冷风就会满身出凉疙瘩，奇痒难耐。但为了生计，她忍着病痛在大冬天也照常上工干活。有时冬天从田地里回来，她的凉疙瘩出得脸都肿了，看着妈妈难受的样子，我们害怕又心痛得直哭。可是妈妈从不因此而休息。

妈妈自己有过敏疾病，就特别害怕我们受凉。冬天睡觉前，她都自己先躺到被窝里，暖热了被窝后，再给我们脱衣服进被窝。早上起床，也是先把衣服塞在被窝里暖热，再往我们身上穿。

“文化大革命”时，爸爸因为当了个中学校长，就成为走资派。遭学生揪斗，无法忍受，爸爸就逃到深山去躲避。红卫兵小将气势汹汹地来家里要人。我们看见来人屁股上吊着长刀匕首，吓得不敢回家。但妈妈却面无惧色地该干什么干什么，压根不搭理那帮革命小将。该下地干活时，妈妈严肃地告诉那帮小将，好好替我看住门户，东西丢了我找你们算账。说罢，门也不锁，就下地走了。一帮小将只好悻悻而去。

1978年，我参加高考，到大城市读书。母亲找人用家里的桐木板钉了一个木箱子，倾其所有给我准备了一大箱子的生活用品。

临行前，母亲特意交代我：“箱子里放有用家里粗布做的衬衣，还有一张土布做的包袱皮儿，别嫌这个土气，你穿着它、用着它，就不会忘本。能考上大学是你的福气，咱不和人家比吃比穿，但要和别人比学习。”

入学后，同学们天南海北聚到一起，意气风发、学习热情爆棚，夜自习的教室，座无虚席，还常常有同学通宵学习。

我常在学校教室熄灯后，跑到路灯下继续看书。路灯下有个水泥台，我就拿着那个包袱皮儿铺在屁股下，正好当垫子。从城市来的同学不识包袱为何物，总喜欢好奇地拿过来端详半天。

一次，我们几位同学到一家废品收购站的旧书堆里淘书，我拿着那个包袱皮儿，同学们淘来的书，一包袱全兜下了。这一下，同学们见识了包袱皮儿的威力和实用。再去淘书时，就再三交代我：“别忘了带那个玩意儿。”

放假走时，我找几本书刊和随身衣服，包一个小包袱，利利索索离开。假期结束时，我包一个大大的包袱，带来家乡的土特产和新换季的衣物。

包袱皮儿，一块方布，装东西可大可小、可多可少、可方可圆、可硬可软，真是百变魔袋。几千人的学校里，背着包袱皮儿的学生，我算是独此一家。

当初，也有不少同学讥笑我的包袱皮儿“土”，但慢慢地大家对它刮目相看，记住了它，喜欢上了它。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我还是用妈妈给我的那个包袱皮儿包裹着行囊去上班，我背着包袱走来走去，也有不少疑惑的目光，但我很坦然，甚至还有点惬意。

我慢慢混出个模样后，有了旅行包、旅行箱，用包袱皮儿少了，妈妈总是说，做人要知足，要正派，要感恩。有时拉家常，她会叨叨，谁在咱家困难时帮过咱，你可要记住报答人家；谁家困难，你有条件还是帮帮他。

我要到北京工作时，家里人都不理解，劝我说：少年离家老大回，别人都是年龄大了从外地往本地调动，你怎么反着来，年轻时在家门口工作，老了反而去远处了？只有妈妈坚决支持，她说：“我知道你心野，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离家远了好干工作，没有三亲六故去找你、缠你，才好秉公办事。”

临行时，母亲为我整理行李，又特意把那个包袱皮儿包裹一些家乡特产，装在车上。

到北京后有了各种旅行包、双肩包、公文包，那个包袱皮儿用得越来越少，偶尔看见它，总忍不住拿起凝视一番。搬过几次家，也常记得用它包裹杂物，很好用。

如今，我寻找那个包袱皮儿，已经不知藏在哪里了。

但那个凝聚着母亲谆谆教诲的包袱皮儿，那个在我艰苦求学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包袱皮儿，已刻在我的记忆里，有时梦中旅行还会背着它云游四方。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