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在王朝的平和持续与剧烈更替过程中，都可看到一些辅弼大臣的身影：或忠正清廉，或贪纵骄妄，或精强练达，或遇事模棱……世人习惯于用清官、贪官、昏官，正臣、能臣、庸臣作为概括，虽不免笼统粗放，不免遮蔽庙堂人物之多棱性，倒也简明传神，别有一种指代的精准。而清官与贪官，又因为在朝的并存互搏和对比映衬愈益彰显。
第一次去韩城踏访，是在2015年5月。那时我刚写成《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与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时任社长惠西平再一次提起为王杰作传之事，而第二天就陪我们赶往韩城。大家一起拜谒太史公祠，溯大河而上抵近仰视龙门阙，也参观古柏森列的韩城文庙和重修中的王氏宗祠……后来我又两上韩城，访问轶书、寻觅旧事，夜晚酒后行走在老街上，见明清坊巷与人间烟火相映衬，真有些恍兮惚兮。
王杰和王鼎是陕人在清廷的两颗亮星，皆以忠清正直立朝，品节英挺，吏事练达，也都有几分陕人的执拗。二人前后衔接，又因皆从山西移陕而称本家：王杰在乡时与王鼎的祖父王梦祖为好友，梦祖曾写信以孙子的前程托付，以大学士管理礼部的他虽未出面帮忙（不符合王杰做人做事的原则，《科场条例》也有严格的规定），却对老友之后颇为关心，也为王鼎终于在嘉庆元年考中进士由衷高兴。王杰在朝的最后几年任内阁首辅，深受皇上敬重，作为翰林院编修的王鼎则很少来府上，也未见王杰运用自己的权威，为这个家乡晚辈铺垫谋划。非不能也，是不为也。40年前的王杰也是如此，留任翰林后，恩公尹继善、陈宏谋皆为当朝重臣，或以大学士掌领翰林院，或任吏部尚书，却极少去两府走动。
清，不仅仅是一种为官风格，不仅仅体现在拒绝贪贿上，而出于对华夏道统的持守，出于人格上的自尊自重，也浸润于生活细微之中，是一个人道德精神的完整呈现。清，又有深浅久暂之别。浅暂者爱惜名声，有意作秀，吟诗作赋皆不忘自我标榜，日记信札亦留作后日之证；深久之士则我行我素，视若平常，不事张扬，也不太在意身后之评价。王杰属于后者，除了一些宫中奏折和官方文献记载，几乎找不到他的生活细节，其文集也几乎不提个人之事，不记述内心感受，固然令人钦敬，可也难煞为其作传的人。
有意思的是：在我第二次前往韩城时，市里邀集几位当地文史专家座谈，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其中就有一封王杰写给两个哥哥的家书。这封信写于乾隆二十七年初冬，那是一个乡试年，尚在庶常馆读书的王杰被皇上钦点为湖南副考官，返京后见到二哥来信，即行回复。他在信中简述了长沙贡院的考录情况，说与正考官钱大昕意见相合，所取考生的前几名皆具时望，也向两个哥哥吐露心声，写到初居京师之大不易。那时的他薪俸微薄，妻子儿女一大家子，又将母亲从家乡接来，“诸事艰难”“又不肯坏品行向人告助”。王杰于信末写道：“惟每日强为欢笑，以宽慰母亲之心，不令知一毫艰难之状，但未知将来作何完竟耳？”一个新科状元的拮据困窘，所面临的巨大生活压力，随着一封书信，鲜活地浮现于面前。
一封书，是古典戏曲的一个曲牌名，南戏《张协状元》《琵琶记》中皆有使用，而来源应出于游子对故乡的怀念，以及人们对书信的看重。如杜甫《述怀》“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王昌龄《别李浦之京》“小弟邻庄尚渔猎，一封书寄数行啼”，写来都很动情。由王杰的这封家书，引发我追索寻觅其信札的极大兴趣，数年来所获渐多。他是一个爱写信的人，与家人朋友、同事同年、门生幕僚等都有书信往来，又因以书法名世而被珍藏，流传至今虽属少数，亦颇为可观。著名学者汪辉祖临终前追忆生平，将座师王杰的历次来信一一口述；另一个门生李赓芸则将老师所寄手札装裱成册，“装成留作书绅训”，珍藏家中。而前面提到的这封家书，系一位私塾先生在韩城见到，激赏之下竟然募资镌刻。一封书被刻在石头上，一段不便与外人道的家庭细事得以曝光和定格，大约是王杰生前所想象不到的。
为写作本书，我尽可能地搜辑查阅档案文献，充分利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的藏书和数据库，也借重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等处的收藏，对王杰的在朝大端逐渐清晰；而他写于不同时期的书信，则能提供正史所忽略的细节，提供可信可贵的补充。从其入仕之初写给老师孙景烈的信，那恭谨工整的黄笺小楷，到其衰病之年请汤金钊代拟辞呈的短札，笔画仍不减秀劲，40年间草蛇灰线，隐约可见一个清正大臣的心路历程。
王杰性格内敛，不喜欢热闹、不喜欢“标榜声气”，但坦诚真纯、心地洁净。乾隆帝很喜欢其品性，曾以他为例，说君臣之间就应该这样亲如家人，而也正因为看重这一点，和珅的屡次进谗才失去作用。嘉庆帝对王杰也是如此，那份敬重信赖，甚至可以说超过了父皇。“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是嘉庆帝在王杰离京前所赠，满涵褒奖，却也是字字属实。当时一个流行语叫“特达之知”，指皇上对某臣的特殊信任和赏识，王杰则属于两朝天子的特达之知。这自会引发和珅之流的倾陷，同僚间也不无“羡慕嫉妒恨”，却不知王杰从不刻意迎合，从不攀藤附葛，也从不贪权恋栈。在朝日久，最容易变得虚伪苍滑，王杰的书生本色并无改变，不假也不装，自觉难以履职即反复求退。而朝中大佬如刘墉、纪昀、彭元瑞等皆年龄仿佛，一个个老态龙钟，却是依然在官位上硬撑。元瑞在饯别王杰时有句“去亦不得为勇退，留亦不得为匪躬；适留未是恋栈马，适去未是避弋鸿”“留者勿谓去者拙，去者勿谓留者工”，自辩亦复自嘲，只能付之呵呵了。
在这位老臣返乡后，嘉庆帝常时念及，问候和赏赐不断。王杰也多次密折上疏，反馈民情，也对时局发表看法和提出建议，皇上则每折必复。其也可视为一种书信往来，文字间也可见亲情络绎，不是吗？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