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的朝阳法院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指南暨典型案例显示，在2022年朝阳法院办理的44件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有超过八成的申请人为女性，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关系近90%为夫妻关系。

长期以来，家庭暴力行为被误认为是家务事，即家庭成员内部事宜。“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说法，也反映出公众对公权力介入家暴持较为消极的态度。那么，面对家暴，人身安全保护令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在实践中还存在哪些待解难题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为此，记者采访了法律专家和法院法官。

2016年3月1日起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创设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该法第23条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长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李华成表示，家暴不仅包括施加于受害者身体上的暴力，也包括施加于心理上的暴力。很多时候，“冷暴力”等非身体暴力行为造成的伤害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2020年11月，最高法发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典型案例中就包括侮辱、谩骂、恐吓等精神暴力行为。

“家庭暴力行为的特殊性需要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介入。”李华成说，家暴行为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场所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非家庭成员往往难以发现或知晓。家暴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受害者获得帮助，家庭生活的亲密性又削弱了受害者寻求外部救济的效果。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人身安全保护令为家暴受害者提供了一条极具针对性的法律救济途径，在有力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同时，从公权力的角度教育并规制了施暴者的行为，成为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的“隔离墙”。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子璜表示，人身安全保护令既是申请人的“护身符”，也是被申请人的“紧箍咒”。被申请人在收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期间，如果“旧病复发”继续实施家暴，则可能承担刑事处罚、行政拘留、罚款等法律责任，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震慑效果。

王子璜以自己审理过的一起离婚案件为例：女方提交了多份公安处警记录、照片、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男方曾多次对女方实施家暴。他遂按照法律规定出具了保护令，男方收到后至案件审结3个多月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实施过家暴。

“保护令在诉讼中对被申请人形成威慑，同时也将事后对施暴者的惩戒转变为事先对被害人的保护，开辟了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防治的新途径。”王子璜说。

人身安全保护令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保护令核发数量较少以及在理解适用方面存在偏差，影响了其效力。

“数量少不是因为家事案件或家暴少，而是因为至今还有很多当事人不了解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对申请条件、程序、后果知之甚少。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质疑保护令的效果，持不信任的态度。”王子璜说，除此之外，部分司法人员对保护令理解适用还存在偏差，混淆了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条件与感情破裂的法定标准，担心核发保护令后不判决离婚会造成逻辑矛盾，因而不敢适用保护令。

作为法官，王子璜长期关注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也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着深入思考。他认为，首先要扩大宣传维度，利用典型案例加大保护令的宣传力度，增强受害人的信任度。普及家暴证据获取与保留方面的知识，鼓励受害人积极维权，及时向司法机关求助，搜集固定证据，以减少司法实践中受害人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获得司法救济的情况。

“强化专业培训也很重要，要把反家暴知识和案件审理技能的培训纳入法官学院的课程，让承办家事纠纷案件的法官、预备法官走出保护令制度认识上的误区，提高法官对于保护令案件的审理技能。”王子璜建议，还要密切司法机关与政府机关和妇联等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将反家暴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体系，让家暴无处藏身。

“要进一步完善家暴的发现机制，施行强制报告制度。”李华成说，2022年3月，最高法会同全国妇联、教育部、公安部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中，细化了相关部门的强制报告义务。例如，针对学校、幼儿园等未成年人密切接触场所，明确其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因此，对于强制报告制度的常态化落实，还要不断完善运行机制，探索更加便捷畅通的渠道，充分发挥各部门合力，保证家庭暴力能够及时被发现。

此外，李华成还建议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联动机制，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力：细化公安机关等部门协助执行的具体内容，保证保护令期内被申请人的各项义务得到充分履行。居委会、村委会等应定期回访，跟踪记录保护令的执行情况并及时向法院反馈；在执行过程中注重引入心理疏导机制，加强对施暴人、受害人的心理救助。鉴于心理疏导的专业性，可以引入专业的心理疏导机构，促使人身安全保护令得以全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