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回首74年前的新政协筹备会，不仅让这一年的六月光鲜亮丽，也给后世留下了原始档案！展研当年的卷宗，抚摸往昔的华章，可以让我们在怦然心动的瞬间，厘清新政协筹备会的七个历史细节，回答人们心目中的七个问号，由此揭开往事的秘闻。

圆形出入证，条形工作证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由此，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开始提速，特别是为会议召开必要的准备工作，更是齐头并进地全面展开。

此时，中南海内垃圾成堆，多处房屋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湖内更是淤泥堆积，杂草丛生，成为蚊蝇的孳生地。2月7日，为新政协筹备会打前站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秘书长齐燕铭等从北平军管会纠察总队接收了中南海的房屋，成立了中南海办事处，由周子健任处长。

在中南海的清理整洁过程中，一些“能工巧匠”也开始陆续到中南海办事处报到。如伴随着写标语字在延安出了大名，被毛泽东主席写进《反对党八股》一文的钟灵，此时已担任中南海布置科科长、中南海俱乐部主任。

钟灵进入中南海后的第一件“作品”是设计并制作了出入中南海的“圆牌牌”，这为新政协筹备会率先使用圆形公章打了样。从东北急令为筹备新政协会议而来的张仃，曾任教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担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来北平前是《东北画报》社总编辑。他以艺术家的独特眼光和北平高等艺专的董希文、周令钊等师生，共同“创意”新政协筹备会的“美术”准备工作，极其经典精美的政协会徽，就是出自他们的大手笔。

“革命老人”穿梭磋商

1948年11月3日，中央电令西北局，请林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经11天的奔波，林伯渠于12月26日抵达西柏坡。

在西柏坡，林伯渠与民主人士田汉、周建人、符定一、张东荪等分别进行会晤，商谈国家大事。北平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即研究决定由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前往东北迎接民主人士进北平。

2月16日，林伯渠一到沈阳，就与东北局的陈云、高岗、李富春等人研究日程安排，随后，去大和饭店看望已到沈阳的民主人士。在深入交谈中，林伯渠深深感受到民主人士对于召开新政协、成立共和国政府，在原则上都是赞同的。当然，有的民主人士，在新政府的产生方法、新政协组织与人事配备、今后各党派存在与否、他们的发展前途以及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方针等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疑虑。

林伯渠边听边记边解释，正所谓：不说不明，不讲不透。在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后，民主人士受到很大鼓舞，真切表达出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创建新中国的深切期盼。

23日午后，林伯渠陪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朱学范、梅龚彬、赖亚力，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李文宜，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谭平山、丘哲、沙千里、沈志远、曹孟君、彭泽民、王昆仑、许宝驹、吴茂荪、蔡廷锴、李民欣、林一元、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陈其尤、罗叔章、茅盾、邓初民、侯外庐、洪深、胡子婴、郭沫若等30多人从沈阳乘火车，于25日抵达北平。

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员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欢迎民主人士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组织欢迎大会，也是民主人士第一次走进怀仁堂。

时年63岁的林伯渠，在欢迎会上发表讲话。“白首壮心驮大海，青春浩气走千山。”新政协会议的前奏序曲，有了极好的开篇。

欢迎会结束后，林伯渠立即返回西柏坡，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折扇”座位图突显平等共商

在平津战役前，清华大学梁思成教授将绘制的《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使北平古迹避免受到炮击，很好地保护了北京的文物和古城墙。此时，他受新政协筹备会秘书处的邀请，来到勤政殿，为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设计会场。

梁思成入繁出简，去旧出新，他和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人员说，首次会议就要让与会代表感受到会场的空间布局与以往不同，用暖色调、用白炽灯，先把会场气氛烘托出来后，就需要精心设计会场座位。在稍微停顿后，梁思成做了一个打开“折扇”的手势。作一个扇形会场，让与会者无论坐在哪个位置，都能看到主席台发言席的人。以平等共商的“扇形”，表达出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的胸怀，这更让与会代表们心情舒展，畅所欲言。

随着手势的落下，梁思成在桌上的一张彩纸上，几笔就简约地将“折扇”落在勤政殿会场的布局上。施工人员在施工时发现，梁思成先生几笔草绘的“折扇”简图，其实很不简单，因为在图中标记的数据，正是施工时的实际数据尺寸。随着会场座位的设计、制作、就位，钟灵再次为会场写下会标，至此新政协筹备会会场布置完毕。

时间飞逝74年，我们虽未能找到当年梁思成先生手绘的“折扇”原图，但留在代表手中、被我们挖掘出来，首发在《人民政协报》上的代表席次图，是对梁思成先生的缅怀敬重，更是对新政协、人民政协的致敬！

圆形印章喻示“全新”开始

我国古代称公章为“玉玺”或“官印”，到了民国时期叫“印”，其形状都是正方形的。从新政协筹备会开始，改用了圆形印章，以示“全新”的开始。

这是周恩来副主席让钟灵设计的。有美术设计师美称的钟灵在标新和创新方面都是“拿手戏”。他还把历朝历代的印玺字体篆书，换成了人们能看懂的宋体字。同时，还尝试了从左边开头的字序。这些大胆的突破，得到了新政协筹备会秘书处的赞扬，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认可，报呈香山双清别墅的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提笔签署：同意。

于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代表们收到的，是一份与众不同的会议通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业经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协商，决定于六月十五日下午七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成立会。敬特函达并附入场证一枚，即希

准时出席为荷。

此致

某某先生女士 啓

六月十四日

通知的最后盖着红色圆形印章，印章上有：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

盖着这枚印章的通知，送达到与会代表手上，立刻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好评。红色圆形印章的样式随着新政协筹备会的使用，又用于随后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各级机关开始普遍使用。

军旗首现新政协筹备会

我们从新政协筹备会的历史照片上还发现一个奇特的场景：在一张毛泽东主席致辞的照片上，主席台上只有屏风，没有旗帜，而在另外一张周恩来副主席主持的开幕式照片上，却有鲜艳的“八一”军旗。

同一个场景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显著的不同？是会场布置人员的“应急”之作，还是早有预案？

其实，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25日，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中央集体、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入驻香山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设计工作加快了进程。在香山，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商讨军旗事宜时，还广泛征求民主人士对军旗设计样式的意见。

5月27日，军旗和军徽样式设计制作出来后，毛泽东主席再次邀请民主人士一起，在香山确定军旗样式。应该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一起确定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5月30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周恩来名义下发了《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命令。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签署《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在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举行隆重的授旗仪式。

在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也在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协会场的主席台上首次亮相。

筹备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紧急”更换主席台背景，不是“应急”，而是早有预案，并经反复演练的。

毛主席亲笔修改和加写的文稿清样

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毛主席《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词》的清样稿，在这份底稿上，毛主席亲笔加写了新政府的两个工作重点和那段文采飞扬、鼓舞人心的话：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蓬蓬勃勃)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活跃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最为精彩的是这篇讲话，毛泽东主席以他浓重的湖南湘音，配合有力的手势，几乎他所讲的每句话，都赢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

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并不长，其开篇就明确地讲道：“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在讲话中，毛主席向全世界声明：“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这篇“毛体文”，这篇标志着人民政协开篇的雄文，经毛泽东终校后，发表在6月20日《人民日报》上，后又经毛泽东再次修改定稿，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为题，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所谓的134人大合影

在很多出版物上，有诸多版本的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的134人大合影。但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史实依据的。

因为当时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电影胶片和摄影记者的底片，刚刚编号还未来得及入档时，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又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随后是中南海怀仁堂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大典。再之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件件国家大事接踵而至，后档推前档，随着档案入库，随着共和国更多的精彩出现，新政协筹备会首次会议的“新闻性”一再被新的历史事件遮盖，还没有展示在现实面前就进入了历史档案。

后来，有很多人为了“帮助”历史“完美”起来，呈现新政协首次筹备会的“大合影”，硬生生地将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124人的大合影，挪移到第一次会议上。

我们把目光重新聚焦到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电影胶片上，可以发现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一个重要细节：签到入场时，毛泽东主席胸前佩戴着的“胸条”上的文字是繁体字“筹备代表”。其他代表胸前也都有这个“胸条”。而诸多版本的124人大合影上，胸前佩戴的不是写着“筹备代表”字样的“胸条”，而是写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代表”的“胸牌”。

这个细节解开了一个讹传多年的“大合影”之误，更证实了首次筹备会，并没有留下全体代表合影照的事实。这从胸前佩戴的“标识”，一眼就能辨识清楚。

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一书中第108、109页，用12张截至电影胶片的珍贵历史镜头，还原了这一历史事实。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民盟盟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