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0月8日，广州革命政府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北伐方案，做出了出师北伐、统一中国的决议。10月15日，孙中山离开广州，率领由粤、赣、滇、黔各军组成的北伐军3万人，经梧州前往桂林，决定第二年春从桂林出师，经湖南北伐。10月17日，孙中山到达梧州，电召驱逐了桂系军阀陆荣廷、驻守南宁的陈炯明到梧州议事。陈炯明为巩固自己的权势与地位，与滇、湘各省军阀勾结，借口“保境息民”，反对兴师北伐，企图搞“联省自治”，因此拒绝到梧州面见孙中山。孙中山于25日亲赴南宁会见陈，要求他抽调所部40个营参加北伐，并由广东负责供应北伐军所需军饷弹药。但陈炯明始终不作表态，孙中山返回梧州，仍由桂江北上桂林。

11月14日，孙中山的随员及先头部队离开梧州，赴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先头部队达2000多人，征用140余艘大小船舶，浩浩荡荡沿抚河北上。15日、孙中山率胡汉民、许崇智等乘“特备电船”离开梧州，沿抚河急驶而上，约下午6时与先头部队会合。

11月的抚河已是枯水季节，到倒水渡口后不能再用电船，只能改乘帆船。抚河上礁石很多，又是逆水行舟，一不小心就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在昭平新涌滩就有船因触礁沉没，船上人物皆落水。每当遇险的消息传来，孙中山立即登上船头，亲自指挥救援。因为船队是溯江而上，过浅滩时需要由纤夫牵引前行，每逢此时，孙中山便带着船上随行人员下船，在岸上步行，并说这样“可以帮助纤夫减轻重量”。

孙中山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行军，却依然谈笑风生，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一路上生活多有不方便之处，但孙中山总是带头一一克服。由于当时孙中山指挥粤军驱逐桂系军阀不久，桂系残部有不少落草为寇，靠打劫为生，抚河沿岸也经常有土匪、溃兵出没。为保护孙中山的安全，船队出发前，参军处已派粤军第十一团第一营前往昭平、平乐，阳朔一带肃清沿途的溃兵、游勇和土匪，又派孙中山的警卫团在前后保护，但土匪骚扰的事情仍有发生。因此，参军处一般会把宿营地点安排在船上。随行人员较多，孙中山就拉着胡汉民、陈少白就挤在一起休息。

行船期间，如果沿岸没有集镇、村庄，孙中山等就在船上用事先购买的粮食、肉菜自己做饭、买到什么就吃什么。为了鼓舞士气，孙中山还经常和随行人员畅谈一路上看到的景色，让大家要多看看沿岸“渔舟错杂，鸬鹚满滩，斜阳倒映水上，幻作片片金鳞”的“绝好画图”，并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这次旅行的冗长乏味”。

孙中山利用沿途停船休息时间，换上布鞋，拄着一根树枝，带着两个卫士下船，到附近村庄、集镇视察民情，“详询稻谷收成如何，生活如何等等”，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传革命。当听到群众谈及土匪溃兵问题时，孙中山一面布置当地官员和驻军剿匪以安定民生，一面召农民组织起来自卫，维护自己利益。回到船上，他不顾疲劳，接见前来拜会的地方官员和各界代表，听取陈情，帮助解决问题，制定沿途各县的“善后方针”。

孙中山沿途经过昭平、平乐、阳朔三县县城和良丰，都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处，孙中山就发表演说，阐述三民主义的真谛，宣传北伐的目的是“救全国国民脱离官僚专制，使民国为国民所有，民国为国民所治，民国为国民所享”；号召民众“群起而共负国民之责任”。此外，孙中山通过沿途对广西的自然条件、经济资源的分布以及社会状况的了解，在各地的演说中，对如何发展交通，如何开发途经各地的经济、改善民生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

12月4日，孙中山结束了历时20天的行程，抵达桂林，开始了北伐的准备工作。当孙中山在桂林准备北伐时，陈炯明与北洋军阀进一步勾结，进行多方面的破坏活动，指使湖南督军赵恒惕拒绝北伐军过境。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决定回师广东，震慑陈炯明，然后改道江西北伐。当孙中山乘船离开桂林，沿水路返回梧州时，两岸站满了自发组织起来、手持“欢送孙先生”的纸旗的农民。当孙中山的船经过时，他们敲锣击鼓，吹响号角，并大声欢呼“欢送孙总统”“欢送孙先生”的口号。孙中山非常感动，走出船舱，站在船边摘下帽子，频频向两岸举手示意答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