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公室联合中国新闻社制作了8集系列专题片《大道薪传——中国的民主党派》，邀请各民主党派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集体出镜，以“第一视角”讲述实践与传承的故事。看完专题片，感慨良多，回顾民建同中共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光辉历程，结合我曾祖父、民建创始人之一吴羹梅的亲身经历和我本人的感受，书写此文。
与共产党相知
抗战期间，民族工商界艰难地维持着，期待抗战胜利的尽快到来。1945年8月17日，在工商界召开的星五聚餐会上，我的曾祖父吴羹梅发言呼吁工商界要“不容一刻迟延”地行动起来，联合发表共同宣言，争取权利。他在发言中道出了民族工商界所面临的危机，也表达了民族工商界共同的忧虑。他说：“我们固然相信当局在今天不至于因为抗战胜利了，后方民营工业成为累赘，就把我们丢弃了。但客观现实使得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今天我们要参加政府一切复员计划，希望当局不要尽派些大官要员。民营工业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尚且对得起政府，今天抗战胜利了，更不会对不起政府。”
在另一次星五聚餐会上，吴羹梅发言激烈地抨击国民党政府在胜利后的所为。他说，中国虽然有总动员法颁布，其实从未动员，甚至反而抵消了一部分力量。现在胜利来临，从沦陷区获得一批资产，应该好好地干，不要接收了台湾、东北反而不能维持，总要能超过以前，更进一步，流血才没有空耗。八年来不合理的法令与税制都应取消，与民更始，来个战后动员。胡厥文也发言批判政府接收、复员工作的不力。这些充分表现出民族工商界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愤懑。施复亮更为明确地说：不论讨论几个纲目，最后必然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业界自己首先要团结起来，共同争取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舍此之外，别无途径可循。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不顾民营经济的死活，一方面允许美货大量倾销，一方面又取消订货合同、停止原料供应，同时借“接收”敌伪财产之机侵吞民族工商业者的资产，使民族工商业身陷困境。在此情况下，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及胡西园、吴羹梅、李烛尘、刘鸿生等会同迁桂、迁湘各厂负责人召开内迁工厂联合会会员大会，全国工业协会总会召集了工业界核心人士座谈会，商讨应付困难的办法，并推举刘鸿生、李烛尘、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等作为工商界代表，多次与国民党政府交涉，但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交涉没有取得结果。之后，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3人要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迫于进步力量的抨击和各界舆论的巨大压力，被迫接见了代表，但仍然没有答应代表的要求，使民族工商业者感到极度失望。
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态度和官僚资本掠夺蚕食的严酷现实，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开始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感到靠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能为民族工商业拓展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既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这件事在重庆的工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那时工商界对中国共产党缺乏足够的了解，对共产党所知不多，在许多问题上心存疑虑。毛泽东不计个人安危，只身来到重庆，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党希望和平的诚意。此后不断接触，工商界的同仁们特别是民族工商界，逐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对共产党抱有好感的人越来越多起来。在这之中，毛泽东对工商界人士的三次接见和周恩来一次在星五聚餐会上有关经济的讲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8月28日下午，黄炎培到机场欢迎毛泽东来重庆后，异常兴奋地到胡厥文家中，介绍机场欢迎的场景和毛泽东的书面谈话。9月17日，毛泽东在曾家岩招待重庆部分工业界人士，包括刘鸿生、潘昌猷、胡西园、章乃器、范旭东和吴羹梅。几天之后，为了继续加深工商界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也是出于礼节上的考虑，吴羹梅联络了5位工商界名人——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胡西园、章乃器，共同具名，在当时重庆的民主老人鲜特生先生的住宅宴请毛泽东。毛泽东偕董必武、王若飞到达。席间，气氛轻松活跃，很少拘束。进一步沟通了彼此的思想和感情。
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又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邀请重庆工商界团体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国内外的大好形势，提出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阐明了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发展道路，以及民族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应抱有的正确态度，等等。
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毛泽东在基本上了解了目前工商界的情况之后，针对所存在的问题，就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当时工商界所关心的问题进行的系统阐述，使之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毛泽东与工商界人士的3次交谈，在当时的工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消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某些误解和疑虑，使工商界与共产党的距离大大地缩短了。随着形势的发展，建立新政党的筹备工作也进一步加快了。
9月11日晚，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章乃器、胡西园、吴羹梅等再次开会，讨论政党的筹组工作，由章乃器负责起草纲领。9月29日，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孙起孟、章元善聚会，商定组织名称为“民主建国会”。10月3日，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杨卫玉、孙起孟、吴羹梅、章元善、李烛尘讨论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政治主张》。10月6日，黄炎培、胡西园、章元善、杨卫玉、孙起孟再次就政治主张和组织原则进行了讨论。
在紧张筹备的关键时刻，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在星五聚餐会上发表了演讲，题为《当前经济大势》，肯定了工商界关心政治是个进步，这是星五聚餐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集会。那时，工商界对共产党关于战后的经济建设和对私营工商业政策也有些误解，毛泽东对此也做了一些解释。但比较详尽系统阐述了共产党的经济方针和政策，消除工商界大多数人心中疑虑的，还是周恩来这次在星五聚餐会上的讲话。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全面地阐述自己的经济纲领和方针、政策，在当时的工商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经过8年的抗战，工商界人士越来越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对它极度的不满和失望，希望能对另一派政治力量共产党有所了解。周恩来的这次讲话，使他们明白了共产党的政策，了解到共产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鼓励支持工商界的事业的。
此后，工商界人士和后来成立的民主建国会与共产党的关系越发地接近起来。民族工商界为实现和平、民主的政治斗争也越来越频繁和普遍地开展起来。周恩来的演讲对筹组民主建国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当天，有93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组成主席团。胡厥文致开会辞。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等重要文件，选举了民主建国会领导机关。从此，宣告了民主建国会的诞生，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
1948年5月1日，中共发表了“五一号召”，提出在解放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吴羹梅家以星五聚餐会的名义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张伯、杨卫玉、盛丕华、俞寰澄、王纪华、陈巳生、盛康年、郑太朴等。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会后，吴羹梅从自己的铅笔厂拿回油印机和钢板，连夜印刷了几百份“五一宣言”的传单，第二天由他的儿子吴乃昌将这些传单发放到各民建会员手中。自此，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
吴羹梅一家五口于1949年元旦秘密离开上海，经株洲、广州转达香港。到港不久，吴羹梅就与潘汉年同志取得了联系，并见到了许涤新、连贯等人。1949年2月底，吴羹梅乘拉丁美洲一艘500吨的小轮船由港启程，2月25日，抵达烟台，然后乘敞篷卡车，经青州、天津于3月8日抵达北平。1949年4月，民建的理监事有10余人到达北平。4月12日，举行了到平的常务理事会。在4月22日举行的在平第三次常务理事会上，决定推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孟和吴羹梅5人组成小组，代行总会常务理事会的职权。6月12日，经民建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决定，设立了总会北平工作委员会办事处，由孙起孟任总干事。8月21日，成立北平分会，南汉宸被任命为分会理事长。
1949年4月，吴羹梅作为团长，带领59位各界民主人士参加的“民主东北参观团”前往东北进行了40多天的考察，这是全国解放前夕首批到老解放区参观的团体，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有了深度全面的了解，进一步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并打算在哈尔滨建立一个公私合营的铅笔厂。1949年8月，吴羹梅以公私合营方式，联合创办了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该厂是中国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引起世人瞩目。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吴羹梅应周恩来同志的要求回到上海协助上海解放稳定当地工商业生产的工作。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有7位产业界的民主人士陈叔通、盛丕华、李烛尘、包达三、张伯、俞寰澄（未到前，由酆云鹤代表）和吴羹梅参加了筹备会的工作。吴羹梅回忆说：“当我这个来自国统区的一个中小工商业者首次步入庄严的大厅参与国家大事时，是何等的激动呀！我们这些在国民党统治下为争取民主权利而碰得头破血流的人们，如今堂堂正正地被共产党人请来参与国家大事。我们真正地感到了共产党的民主，感到了共产党人的可亲可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隆重开幕，吴羹梅作为工商界15名代表之一（代表陈叔通、盛丕华、李范一、李烛尘、简玉阶、包达三、姬伯雄、周苍柏、俞寰澄、张絅伯、吴羹梅、巩天民、荣德生、王新元、刘一峰。候补代表酆云鹤、冯少山）参加了这次大会。
继续携手前进
改革开放后，吴羹梅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和两会工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参政议政、落实政策、开展咨询服务等项工作中，一直建言献策，特别是在中国制笔协会的成立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1年1月27日，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召开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上，吴羹梅与人联名提出了《关于搞好我国制笔工业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建议》的提案，提出了节约铅笔木材加快活动铅笔的试制工作，成立制笔工业协会等10个问题。1981年2月，吴羹梅和汤蒂因、徐正元在民建和工商联以及政协会议上提出成立中国制笔协会的提案，送交轻工业部。
1982年10月，轻工业部决定筹建中国制笔协会。在轻工业部贺志华副部长的主持下，经过紧张的筹备，制笔协会于1983年3月24—30日召开成立大会。在大会上，吴羹梅和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担任关勒铭自来水笔厂副经理的刘晓同志一起被聘为协会的名誉会长。在大会的开幕和闭幕时，吴羹梅作了发言，表示希望与制笔界同仁一起，为制笔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尽力。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当时也对中国制笔协会的成立发去了贺词。
今年正好是中国制笔协会成立40周年，协会也已于今年6月2日在浙江义乌召开40周年纪念大会。
纵观中国民族工商业和中国民主党派的发展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长久和持续的发展，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民主党派也在参政议政，经济发展建设等方面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民建北京市朝阳区星五支部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