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从上海返湘发展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就是易礼容，他们和何叔衡一起创立湖南第一个党小组，即“三人小组”，并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成立中共湖南支部，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省级党支部之一。

创办长沙文化书社

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是从美国回来的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汤松，上任伊始，他便将原湖南甲种商业学校改为商专，恢复高等教育，积极提高教学质量，延聘了杨昌济、刘秉麟等名师及一批外籍教师教学，注重对学生进行学以致用的社会实践，锻炼他们的财会、管理能力。

1916年秋，易礼容从湘乡驻省中学堂转入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学习，任学生自治会会长。

驱张成功后，毛泽东由上海到武汉，邀请易礼容回长沙共同创办文化书社。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56号正式营业。此处商业繁华，是出潮宗门达湘江河运码头的必经之道，算得上是一条文化教育街，除了湘雅医学校外，湖南笔业公司也毗邻而建。

长沙文化书社内部事务由易礼容主理。书社初办时，经费严重短缺，仅有借来的20元作日常开支。大家只有微薄的生活费，但没有薪资。易礼容等就着一个黄泥小火炉，架着瓦钵子做饭。

大家毫无怨言。他们以传播新文化思想为营业范畴，对外经营各种思想人文书籍，开业之初推出书籍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积极宣传骨干为新民学会会员，团结了湖南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商界的社会贤达50余人。

易礼容以出色的管理才能与热忱的服务态度，全力配合特别交涉员毛泽东开展工作，和同志们把文化书社经营得风生水起，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的高度关注。他们不但在平江、衡阳等多个县市建起了分社，还与全国各地杂志社、出版机构，如上海泰东图书局、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等11处出版机构建立了联系。

文化书社不再是潮宗街上的小书店，而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这里是中国红色革命的星火之地。

“了不起的绝妙之事！”

五四运动爆发时，主政湖南的张敬尧，对湘民实行高压政策，扣留来自北京的所有电报新闻，“丝毫不许登载”（《湖南政报》第1卷第3期《湘省政闻》，1919年9月）。

人们还是通过报纸想方设法摘要转发的消息里，了解到巴黎和会青岛交涉失败的内情。新民学会成员以湖南学联的名义，发动省会20所中高等学校，举行声势浩大的国耻日示威游行，“誓必争回青岛”，却被军警驱散。

新民学会酝酿湖南学联组织。1919年5月28日，长沙各大学校学生20余人，齐聚省教育会坪，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学生会会长易礼容担任评议部长。

易礼容等发动长沙师生抵制日货，以学联名义邀请泥木、轮船、印刷、出版等30多个行业和基督教青年会、长沙县农会及各校代表60余人至湖南商专召开茶话会，商讨把学联、救国十人团和国货维持会等合并成立各界联合会。

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商专校长汤松的支持和积极推动。汤松遭到张敬尧免职通缉，被迫离开长沙赴湖北。易礼容随汤松转学汉口私立明德大学，迅速在该校建起了旅鄂湖南学联的驱张据点，还以学生代表的身份进京向北洋政府抗议张敬尧督湘的种种暴行。

张敬尧祸湘，大开烟禁，使鸦片流毒甚广，导致士绅平民吸食者众。他召集各县团总发放烟种，大面积种植，仅“长沙一县，发子至四万包之多”。湘民惊恐，奇怪烟禁之际，为何还出现了大量种子，“欲寻获装运，久不能得”。

1919年12月24日，易礼容根据武昌鲇鱼套火车站职员游泳提供的信息，带领数名同学，在车站截获了张敬尧通过张宗昌从奉天（今沈阳）私运至湖南醴陵（湖南第二路总指挥司令部）的45麻袋鸦片种子，每袋重约200斤，阻止其运走，并拍下照片，机智地躲过严密的追查，为驱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被毛泽东誉为“了不起的绝妙之事！”

推出全国第一张红色股票

有了文化书社的成功试验，富有管理经验的易礼容，受中共湘东区委员会指派，于1922年11月前往安源煤矿开展工人运动，于第二年2月17日创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经营兑换、粮食、服务、器用、南货、杂务等，并由专人负责兑换银钱，办理工人储蓄、贩卖工人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各类书报。易礼容担任总经理，毛泽民为兑换股经理，他们创造性地推出了全国第一张红色股票。

据安源工运史记载，1922年9月，经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股票以筹措合作社所需资金。《合作社招股简章》规定：每股洋5角，共招2万股；凡工人俱乐部每月工资在9元以下者，劝认1股；9元以上者，劝认2股；多认者听便。结果，每人至少认1股，最多的认14股。到1923年初，工人共认购1.56万余股，股金7845元。

邓中夏1930年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述“二七”惨案后“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时，把工人消费合作社看作是这一阶段最大的成绩之一。易礼容等在这里，发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最早的股票。同时发行的铜圆票和纸币，成为中国红色革命运动中最早发行的货币。

少年投身商学报国的易礼容，最早尝试了党领导的金融事业，为我党的经济工作创造了最初的经验，对以后的革命运动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他是中国早期红色革命中迅速成长起来的、重要的复合型商学和金融专家。

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马日事变”后，易礼容临危受命，出任中共湖南省临时省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后于1928年赴任江苏农民部长途中，因国民党反动派追捕（在国民党通缉的157名共产党人名单中，列在第13名），险情频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一度流亡日本，“九一八”前夕回国，结识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参加工人运动工作，担任中国劳动协会工人勇进队参谋长。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爱党爱国的赤子之心。

1935年8月14日，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天写了7封信，除了分别致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6名国民党高官外，还专门给在上海的老友易礼容去信一封。

他在信中直呼“韵珊兄”，此为易礼容乳名，只有特别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个名字。可见，他对易礼容的思念之情甚为殷切，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此次表示对易礼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更是期待这位曾与自己一起创办文化书社、推动驱张运动的老战友，能够再次相约千里并肩作战：“现在局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统一战线之能得全国拥护，可知趋势之所在了……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期待与他“建立秘密联系，可以时常通信”。落款为“杨子任”，此为他的曾用名，易礼容对这个名字是熟悉的。这既让易礼容一看就明白，也是对尚在国统区的他的保护。

国共和谈失败后，易礼容参加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出逮捕令及通缉令。他离开重庆，辗转川黔桂粤，历尽艰辛，抵达香港，将中国劳协总部迁至香港。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返回内地参加新中国建设，积极投身新中国工会和人民政协工作，担任过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为巩固和扩大中华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作者系长沙市作协副主席，单位：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