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一年，高考之后填志愿。
我是1981年参加高考的。那时，恢复高考没有多久，像我这样在苏州城里读高中的人，对于高考上大学，觉得大抵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成绩好的，就考上大学，那是少数或极少数人的事；成绩弱点或者成绩不好的，就考不上，但也不打紧，因为那是大多数人的情况。总之，上不上大学，并没有后来那些年那样志在必得，唯恐不行。
记得刚考完，居委会就有人上门来核对信息，某某是不是高中毕业了？要登记造册，要求听通知到指定的地点去开会学习，等待各种工作的分配机会。
我是从苏州第十中学高中毕业的。苏州十中是当时全苏州最好的高中。从历史上看，苏州最有名望的高中当然应该是前清府学、民国时期的省立苏州中学，当时叫苏州九中。但因为“文革”时期受到冲击，名师云散，教学质量此时反不如十中。没过几年，等我妹妹读高中时，九中就又是苏州第一了。这是后话。
我在苏州最好的中学，成绩又是很好，对于考上大学，似乎感觉是十拿九稳的事儿，所以，有关当时如何用功复习备考的情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倒是考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是自己颇费过一番选择思量的。
选择的第一步，是高中最后一年文理分班。我选择的是文科班。
说起来，高中时我数理化一直不错，既是班级数学课代表，又是学校化学兴趣小组成员，还跟着老师去苏州电池厂参观见习过。但是，我却选择了文科班。数学老师汪老师为此很是不解和惋惜，动员过好几次，看我不改主意，汪老师还开玩笑地说：那干脆我也跟着去文科班吧。后来，汪老师果然继续教我数学，并做了文科班的班主任。
选择文科，这首先与我初中和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有关。是两位上了年纪的男老师，他们精湛的文章讲读，待人儒雅的风度，评点作文时往往会对我提出表扬，让我感受到一种特别的魅力。其次，是改革开放、思想进取之风的濡染。体现在家庭生活方面，我父亲买了很多新旧图书，还订阅了一些报刊杂志，其中包括《儿童文学》《少年科技报》等青少年读物，这些都成为我们姐妹平时功课以外的精神加餐，无形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今天还有印象的，如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名家写就，一本书讲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也有关于诗词曲赋小说戏曲的专题介绍。还有一本《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让读高中的我有可能比较深入地去读解《红楼梦》，并且知道有个叫蔡义江的红学家。又如《重放的鲜花》，是重新出版的短篇小说合集，从中我知道了流沙河、邓友梅、王蒙、宗璞等作家，集中的每篇小说都好像是人生的教材，对宗璞的《红豆》印象尤深。另外，大约1978年、1979年前后，还看过一些电影译制片——包括《简爱》《基督山伯爵》《叶塞尼亚》《流浪者》等。这些优美故事中所蕴含的情感与理性，对中学生相当有吸引力，极大地增强了我对于文学与艺术的热情。
第二步，当然就是在高考结束以后，选择学校和专业，填报志愿。
当时，在清华大学教书的三叔，专门找来一份北京大学招生简章，寄到我家。记得是一大张整幅的、彩色带图印制的北大各专业介绍和相应的招生人数。我兴奋地用了整整一个下午通读了正反两面所有的文字，一字不漏地读了。在那个信息不够流通的时代，这份北大招生简章简直就是我未来人生的高地和蓝图，多么令人神往！通读研究之后，我郑重其事、也是毫不犹豫地选了中文系，中文系的“古典文献学”专业。班主任汪老师关心地对我说，还有不少复读的往届生也很厉害的，不可轻视，你不要填得太高啊。这个专业在江苏只招2人，全国也只招21人，汪老师提醒的也没有错。可在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一派勇气，加上父母也一向相信和支持孩子自己的决定。果然最后是如愿考上了。
这些往事，一晃40多年过去了。毕业以后，身在高校，常常会有考生家长来商量填志愿的事情。一般而言，什么分数报什么类别的学校，当然因人而异，略有冒进的勇敢者和保守的稳健者之区别。而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则是更为重要的决定性事件。最好的是，学生自己有兴趣爱好，有志愿决断。如果家长老师从旁帮助选择的话，大致有两种情况：有尊重个人学习志向，以个人性格特点、能力特长为前提思量的；有根据社会需求就业前景的向好，反推选择专业的。这两种情况若能正好合一，自然最好，但往往不免顾此失彼。特别是现在很多人一味看重就业，一则忽略了学生的个性特长，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好专业逆转的负面效应。填报志愿，还涉及一种学校与专业关系上的权衡，有的人首选好学校，如够得上心仪的好大学，哪怕在这个学校学个“冷门”“偏门”专业，也感觉是好的；有的人首选“好专业”，看重选定的专业在目标高校具有全国性竞争力，这就对考生或家长的专业知识储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再者，这几年填报志愿还表现出一种亲子关系的依恋倾向，往往不愿意孩子离开父母，特别是身在大城市的家庭，甚至让孩子从A大城市到B大城市都不能接受。其实这让考生受到很大限制，减少了很多选择的可能性。种种情形，不一而足。总之，填志愿选专业，事关人生志业与未来境遇，学问很大。
话说回到我本人，当年高考前后，远在台湾的祖父钱穆先生以信函的方式给我的专业建议，相对而言，就显得比较小众而耐人寻味了。当时我已经在文科班，他信中对我说：
“明年考大学，选读文史方面亦佳。惟盼勿读政法等科，此与女性较不相宜。文史哲外，能选读社会系亦较读政法系为得。盼到时相机定夺。你能爱诵诗否？如《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倘爱读，可每日熟诵一两首，亦人生一大乐事也。（1980年12月27日）”
注重女子的心性修养，反对选读政法专业，这与当今女子当自强、巾帼不让须眉的普遍认识并不一样，或许还要被扣上轻视女性的帽子，但这确实是一位传统型历史学教授对自己孙女无欺无误的叮嘱。写在这里，作为记录。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