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水为茶之母”，所谓“亲妈”，就是给所泡之茶找一款相对最适合的水。笔者没那个本事，只能从故纸堆里来说说古人是怎么给茶宝找“亲妈”的。

中国是一个饮茶大国，也是饮茶古国，从史料看，大约是从晋代开始，个别的文人就知道茶要用好水来煮泡的，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形成风气。

而真正认识到水对茶的“养育之恩”则是在唐代。为什么是从唐代开始？因为唐代前，我们的茶饮大多情况下是与食物一起烹煮，俗称 “混饮”，或者是为了当药治病而“聊四五啜”的类汤药。其目的不是为了“填肚子”就是为了“治身子”。

特别是作日常食物吃，要在增食欲上下功夫，一款含茶食物，更多的是依靠其他配料的香甜盐鲜，如三国时期的茶食中还要加葱、姜、橘皮、香菜类的配料，而茶的味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水的讲究几无必要，就如当下做茶叶蛋、龙井虾仁、茶香鸡等，从没听说要用什么水最好。因此，唐代之前，对喝茶、吃茶用水的要求极少提及，更遑论药用之茶了。

唐代始，以陆羽为代表的文人和爱茶者，正式把水提到了与茶同等，甚至高于茶的地位。为此，还制定了不少用水的原则，据《茶经》所论为“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主要是根据水源环境而作的优劣判断。概而言之，《茶经》择水要求不外乎 “活”“洁”二字。

约在公元825年，唐代文学家张又新写了一篇《煎茶水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煮茶用水的专论。

《煎茶水记》中有三个主要内容：先是记录了刘伯刍对苏、扬一带宜于煮茶之水的等级排序：

故刑部侍郎刘公讳伯刍，于又新丈人行也。为学精博，颇有风鉴，称较水之与茶宜者，凡七等：

扬子江南零水第一；无锡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三……

其次，记述了陆羽对所见二十处水源的排序，相对于刘氏，陆羽的地域宽度就大了许多，包括如今的江西、江苏、湖南、湖北、浙江、河南、安徽、陕西地区，甚至还有雪水。

最后，张又新又记录了自己的考察实践及其论述，这部分对水的见解甚高，弥足珍贵。

例如，他对刘、陆所论之水亲自验证：对刘伯刍所说的七种水，曾经取样比较，结果与刘伯刍所论完全一致。对陆羽的二十种水，也都品尝过，而从中又得出一个颇有规律性的结论：“夫茶烹于所产处，无不佳也，盖水土之宜。离其处，水功其半。”就是说，茶在产地煮饮，几乎没有不好的，所谓“水土之宜”，是指当地的水煮当地的茶最为相配。如果茶在别处烹煮，其效果就会打折扣。

再比如，他在历官途中也不忘探索验证：“过桐庐江，至严子濑，溪色至清，水味甚冷，家人辈用陈黑坏茶泼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鲜馥也，又愈于扬子南零殊远。”每每看到这段话，总会想起明代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中的一段著名论述：“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八分耳。”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此后，在历代“茶宝找妈”的过程中，不少学者都从各地水源茶品中，丰富、验明了张又新的“茶烹于所产处，无不佳也”的学说。如宋代叶清臣《煮泉小品》“信乎！物类之得宜，臭味之所感，幽人之佳尚，前贤之精鉴，不可及已！”

明代田艺蘅《煮茶泉品》中还记载了验证张又新所述的桐庐严子濑之水：“取囊中武夷、金华二茶试之，固一水也，武夷则黄而燥洌，金华则碧而清香，乃知择水当择茶也。”田艺蘅在此生动地演绎的这场“水为茶之母”的实验，似乎讲了一个道理：同样的妈，可以让熊孩子变成乖宝宝，也可以让乖宝宝变成熊孩子。

时至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测定水的酸碱度、硬度、矿物质元素及各种卫生指标，因此，在泡茶用水上选择上比古人更有优势，在水与茶的适宜性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接下来，是否有人可以对张又新的结论做一个科学的检测，解答为什么“水土相宜”就往往能找到“茶宝亲妈”，难道真有暗合的DNA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