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4年从澳门培正中学毕业的。那时和我的同龄人一样，既有蓬勃的朝气，也有时感到前途迷茫，难免焦虑彷徨。虽然祖国1978年就实行了改革开放，但当时仍未回归祖国的澳门，依旧封闭保守。加上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回归谈判还没有落实，前途不明，我感觉自己处在一种虚空的状态下，迷惘而不知所措。

但是，刚毕业的我，也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最充实的预备状态：一种山洪欲来的气息洒满额际，又像是拉得满满的弓，在烈日下预备飞射。

为什么不继续升学呢？那时的光景与现今真不可同日而语，若非成绩突出，考到奖学金，一般工薪阶层，实在难以担负不菲的学费。中学毕业，我只能选择就业，以舒缓家里的压力。

“人生实难，大道多歧”。难，究竟是难在歧路众多、抉择不易，还是难在不管怎样选择，到最后才会发现，无论哪条都是困难的歧路呢？当时我揆度良久，也征询了师长的意见，自信有三种职业可以胜任：英姿飒爽、正义感满满的警察，奔跑在第一线的体育记者，抑或是在中学里低调地当一名排球队助教。警察和记者，当时是炙手可热的职业，向别人说起，往往会收获羡慕的眼光。而排球助教，连正式的体育老师都不是，只是最基层的职员。

就在大家以为我不是警察就是记者的时候，我却出人意料地剑走偏锋！我接过了母校伸出的橄榄枝，成为排球助教。

我到现在还保留着第一个月的薪资条，工资1350元，这个月薪在当时仅及警察的一半。当时母亲贷款买房，在20世纪80年代，受通货膨胀影响，澳门银行的贷款利率曾达惊人的18%。我们一家兄弟姊妹几人，每月要拿出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还贷。

尽管自己经济有压力，但我却没有太过计较薪酬的多寡，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因为排球运动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能够将自己的爱好与工作结合，岂不是一件赏心的乐事吗？

这一切得从排球说起。中学时代我已是排球队的活跃分子，担任过排球二传手和队长。但凡看过排球比赛的人都知道，二传手既不会得分，也不引人注目，只能默默协助他人取得成绩。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位“辅助”，却把控着整个赛事的节奏与进攻。好的二传手像围棋高手，要有很高的协调力和观察力，心中有盘棋！

后来，我当上了排球校队的队长，更深刻地体会到，只有营造出团队合作的精神，才能驰骋纵横于赛场。排球还教会我一点：球是圆的，比赛有输有赢，有得有失。队长是一支球队的标杆，如果患得患失，胜骄败馁，整个团队就容易被负面情绪牵着走。这是万万不行的，身为队长，就要有承担困难的毅力和逆境情商。

我想，排球于我而言，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一种责任、一种历练，细细琢磨，处世智慧的光芒就在其中，它也许很微弱，但足以照亮我前面的路。

若以为当了排球助教，天天打球或看人打球就可以，那就错了。工作后不久，我就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职修读了学士、硕士、博士等课程。白天忙于校务工作，夜间还要挑灯夜读，周末还得上课。但我无悔于自己的选择，忠于初心，调整心态，迎难而上。

当站在毕业礼台上，真是如释重负。只是这种感觉浅尝辄止，我无法一直沉浸其中，因为世界变化太快了，博士学位只是求学生涯上的一段“历程”，不是“目的”，人只能“学而时习之”，活到老，学到老。

屈指算来，我参加工作近40年，这也是我个人专业成长的40年。我在学校担任过不同职位：排球助教、实验室管理员、数学科老师、德育处主任、副校长等。一直到校长、澳门立法会议员和全国政协委员，无论哪种身份，我都抱着学习的心、感恩的心，努力尽责。

许多事情，总是在经历后才知道得失是由不得自己的。中学毕业后，不少同学赴海外继续深造，我因家贫，不能遂心相随。渐渐地，我明白了在校读书和进修总有结束的一天，但社会与人生这部大书，却是学海无涯。因此，再面对生命中的得失，我愈加坦然；对待人生中的进退，我更加豁然。

其实，只要我们努力尽责做好分内工作，求得一份付出后的坦然，培养起终身学习的热诚，得到的也是一种快乐！没有天空的蔚蓝，还可以有白云的飘逸；没有大海的壮阔，还有小溪的悠然。生活里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