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夏，斯诺远涉重洋抵达上海，寻找“东方的魅力”。他原打算作短期停留，但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决定先落脚申城再寻找机会去各地考察。在黄浦江畔，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遇见中国许多知名人士，其中宋庆龄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使他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崭新的认识，走上了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艰辛征途。

半张5英镑的钞票

1931年9月，斯诺应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之约，拟撰写宋庆龄传略，为此请求她会见。宋庆龄安排“在静安寺路（按：今南京西路）上的一家巧克力商店”，与他第一次见面。斯诺曾回忆：“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宋庆龄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及时地认识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斯诺多次奔赴前线采访，及时向世界披露十九路军抵抗日军进攻的消息——“中国人在战火中苏醒了”。斯诺在一篇报道中记述：“当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转向革命，拒绝将该市让与日本人时，宋庆龄夜以继日地工作。她在交通大学筹建了一所规模宏大的国际医院，并且招募了一些妇女准备被服、床单、绷带等物，还把自己的住宅当作仓库，每天都从那里发放这些物品。”

当斯诺逐渐了解在中国西北黄土地上活跃着为世人称道的红军，看到了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走向光明之希望，他决心“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冲破封锁前往采访。1936年春，斯诺专程由北平（今北京）来到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拜望宋庆龄，请求给予帮助，“以便到红军地区以后起码作为一个中立者的待遇，而不被当作间谍”。不久，宋庆龄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获得中共中央同意“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的信息；她将此告诉美国医生马海德时，说：“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随后，宋庆龄安排董健吾（中共党员）在西安护送两人赴陕北。

斯诺曾回忆：“通过她（孙夫人）的安排，我同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这位教授给了我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与此同时他还告诉我同西安的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董健吾在一份资料中则说：“宋副主席又要我再赴陕北，护送世界日报记者斯诺和美籍医生马海德至瓦窑堡。她马上函约他们由北平至西安，并请我先到那里等候他们，叫我化名王牧师”“我到西安招待所住9号房间。我在那里等候了三天，果然有两位外国朋友叩门而入。我去接待他们的时候，斯诺问我是否是王牧师，我告他是。他即将宋副主席给他们的半张剪开的卡片（按：据马海德回忆是半张5英镑的钞票）交给了我，我也取出她给我的另一半张，对照之下，完全符合。于是我们坐下畅谈”。由此可见，宋庆龄为斯诺、马海德顺利赴陕北作了充分的考虑。

“此书的第一位读者”

1936年7月初至10月中旬，斯诺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一位访问红色苏区的外国记者，一共做了16本笔记、拍了24个胶卷，大量文字和照片不仅是珍贵资料，也见证了他从求真相到求真理的转变。斯诺返回北平，马上奋笔疾书，将毛泽东在保安（今志丹县）与他谈话的全文和对陕北的综述寄给一些英文报刊。11月14日、21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分两期发表斯诺的《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并登载他所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大幅照片。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完稿；10月，该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首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真实面貌，引起巨大轰动，成为连续加印的畅销书。

同年8月，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打响。9月，斯诺来到硝烟弥漫的申城，为英国《每日先驱报》进行战地采访。11月，斯诺收到从伦敦寄来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他将这本书赠给宋庆龄时，在扉页恭敬地写着：“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您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书中有不妥之处请见谅。”

上海沦陷后，斯诺参加过“星二聚餐会”。卢广绵（中国工合运动先驱）曾回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一个救国组织，叫‘星二聚餐会’，在沦陷后的上海做一些救国工作。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上海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文化界有韦悫、胡愈之、郑振铎”“一次聚会上，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和他的夫人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也来参加。他们当时刚从陕北解放区来，谈到对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认为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那时，胡愈之看到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就希望尽快推出该书的中译本；斯诺很高兴，随口说了件趣事：其实该书原名《Red Star In China》，印刷厂排字工人误将“in”排成“over”，如此一来，表达的意思反而更鲜明。

《西行漫记》的力量

1938年初，胡愈之与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吴耀宗、陈鹤琴、张宗麟、孙瑞璜、王任叔、冯宾符、胡咏琪、胡仲持、黄幼雄、陈明等集资在上海筹建复社。复社作为由共产党人发起创办的出版机构，在2月出版的第一本书即为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为了便于流传将书名译成《西行漫记》，并增加英文版中所无的不少珍贵照片。胡愈之曾这样回忆《西行漫记》出版过程：“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就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

复社推出的《西行漫记》，第一版印2000册，很快售完；不到一年，就印了4版。在中文初版序言中，斯诺激动地表示：“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许多有志青年奔赴陕北或投身抗日战场，如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时为银行职员，阅读该书后毅然丢下“金饭碗”，历经3个月的长途跋涉抵达陕北，他曾说“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

今年，是复社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85周年。回眸昔日宋庆龄对斯诺的热忱启迪和帮助，令人感动。

（本文作者为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