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正部长级）王郁昭增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3月当选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同年5月起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本文作者当时为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人员，与王老忘年之交21载。每每回忆起老领导的点点滴滴，总是感慨这位胸怀“国之大者”的人格魅力。
农村改革家
王郁昭1926年2月生于山东省文登县方池泊村，1941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受迫害，两次被“打倒”，下放农村劳动。1970年被重新起用，任安徽省全椒县革委会主任、全椒县委书记。1975年任安徽省滁县（今滁州市，下同）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后任滁县地委书记。
1978年，安徽省滁县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粮食大减产。滁县召开全区四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倡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结果，三个悄悄进行的实践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将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实行三包一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天长县新街公社在面临棉花枯死的情况下，将棉花包产到户，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来安县将全年的粮油棉生产指标分解，对基层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这三个公社，在大旱之年实现了普遍增产增收。王郁昭听后非常振奋，认为这三个公社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增产，主要原因是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会后，王郁昭临时到合肥办事，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知道后，通知王郁昭晚饭后到他的住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与万里面对面谈话，从晚上7点谈到了10点多钟，重点将三个典型案例向万里作了详细汇报。万里非常感兴趣。”后来，王老说，按照万里要求，他组织人员到这些社队进行调查，随后上报安徽省委。万里看到滁县的报告后，通知滁县可以在全地区各县试点。1978年10月20日，滁县地委下发文件要求各县先选好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1978年秋天，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带领18户人家搞了大包干；年底，18位社员偷偷摸摸签订了一份“生死文书”，在那张大纸上摁下了自己的手印。第二年小岗生产队创造了奇迹。18户农民有12户超过万斤粮，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收入比上年增长了6倍，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和油料任务，分别超额6倍和80倍。
到1979年3月底，滁县地区实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8.3%。凤阳县城南公社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将土地承包到组，生产的粮食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归各组。王郁昭将这种方式命名为“大包干”。滁县地委办写了《岳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具体做法》，这是“大包干”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1980年元月，安徽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王郁昭发言时呼吁：“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万里在总结讲话时说：“包产到户……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批准！”
1991年，党的十二届八中全会，强调把家庭承包制“作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将家庭承包制正式载入我国宪法。
难忘枞阳行
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郁昭、刘广运、相重扬等联名提出的《将安徽枞阳江堤列入水利部重点堤防加固工程》提案，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97年4月，由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赵炜为组长的专题考察组赴枞阳进行实地考察，王郁昭、相重阳委员以及原国家计委、水利部、国家防汛办等方面的专家参加了此次考察活动。
全国政协考察组考察后一致认为，枞阳江堤是枞阳人民的生命线、安康线，枞阳江堤多次出现险情，多处出现裂缝，亟待加固。5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将《将安徽枞阳江堤列入水利部重点堤防加固工程》的提案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水利部、原国家计委、国家防汛办等有关部门。
该提案报国务院后，姜春云副总理极为重视，亲笔批示：请茂生、耀邦同志阅酌。（钮茂生系水利部部长，陈耀邦系原国家计委副主任。）
2004年1月，总投资5.91亿元的国债项目——枞阳江堤加固工程，经过5年多的施工已全面完工，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施工等级为优良。
作为安徽枞阳人，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我感同身受，安徽枞阳一到梅雨季节就洪水泛滥，苦不堪言，没有王老等政协委员的提案和奔走呼吁，就没有枞阳江堤加固工程的如期完成，这一点枞阳人民永远铭记。
脱贫梦已圆
1993年王郁昭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后，为减轻农民负担积极向中央建言献策。1996年4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专门成立“减负”调查组，赴安徽、河北调研，与原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进行座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一直很关心，他看到经济委员会的报告后十分高兴，专门约见了王郁昭，当时我在现场服务，李瑞环明确表示：“你们的《意见》我完全赞同，如需要开协商会议，请李鹏总理参加，会议我来主持。”《意见》按程序分别送往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199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即中共中央13号文件）下发，对各地正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公开表明了肯定的意见。
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有关领导研究要王郁昭参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领导工作，出任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会长，从此王老走上了扶贫公益事业岗位。他对扶贫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和适当的集中，努力实现项目品牌化，与国际接轨，提升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度，以项目的高质量促进筹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实施的主要项目有：小额信贷和农户自立能力项目、母婴平安120项目、新长城——中国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天使工程和紧急救援项目等，成果丰硕。
2010年，王郁昭获得“第三届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评委会给他的评语是：
安徽小岗为中国农村改革钻木取火，他是那个让星火成燎原之势的人。他力排众议，坚持用农民的积极性和农业增产来检验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他胆识过人，在政策得到中央认可之前，已在滁州七县300多万人口所在的70%的村庄实行了新体制——大包干；他奔走呼喊，向省、中央为大包干报户口，为中央的正确决策准备了成功的先驱案例。在大包干得到中央认可并全国推广后，他仍数十年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三农”和解困。也许农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祖国不能忘记：王郁昭，农村改革的先行者。王郁昭成功践行了“大包干”这一新中国农业的第一步改革，促进了农业大增产，启动了中国农民减贫的体改效应。1978年到1985年，中国农村按自定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下降到1.25亿，减少了50%。中国农村改革对缓解农村贫困的贡献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
2010年10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亲自为王郁昭颁发“第三届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的奖杯。
（本文作者系第十四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安徽省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