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作为大陆学界研究台湾问题的“南派泰斗”，早在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胞探亲之前，就开始与台湾学界开展学术交流。文中他分享了两岸学界交流早期，他经历的几个“第一次”及几场印象特别深刻的学术交流。

■“不是团”来了

1986年7月，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台湾研究国际研讨会，是我和台湾地区学者开展的第一次学术交流。在这次会上我的发言题目是《台湾移民社会中的械斗问题》，报告后一位女士站起来说，“你说台湾是移民社会为什么后来变成殖民社会呢？”，当时我不认识这位女士，后来才知道她是吕秀莲。

在会场我不想正面回应她，看到写《台湾人四百年史》的史明也在现场，我就对着史明说，“你是说‘台湾变成福建的殖民地’之人，理由不外乎两点，一个是在政治上，台湾人都不能在台湾当官，在台湾当官的都是外省人；二是台湾的米都被福建拿去吃了。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清代有一个回避制度，任何人都不能在500里以内的本地当官，所以台湾人不能在台湾当官，浙江人不能在浙江当宫，不是专门针对台湾的。第二，台湾的米给福建人吃了，我小时候就吃过台湾米，但我们不是白吃的，是向你们买的，台湾有米当然会卖，福建缺粮不得不买，但台湾有很多东西是从福建运过去的，怎么能说台湾是福建的殖民地呢？”这是我与台湾人士的第一次交流，有交流就有交锋。

后来1988年1月，台湾史研究会邀请我去台湾开会。我到了香港后，收到台湾当局不让我去台湾的通知。我就把论文从香港发到台北，由台湾学者替我在会上宣读。据岛内友人传递来的信息，台湾媒体对此事的报道说：“陈孔立文到人不到，台海学术开始交流”，我因此也成为大陆学者第一次在台湾地区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个吃螃蟹者”。

同年6月，香港大学举办台湾经济、历史、文学、文化国际研讨会。会后我和台湾学者魏萼及几位香港学者举行了一次座谈。魏萼建议在闽南开设“小台湾”特区，我对此颇感兴趣。在讨论中，我向他们介绍了福建的具体情况，也提出不少需要解决的难题。这是我第一次与台湾学者单独探讨有关两岸的实际问题。台湾媒体以《福建对外经济开放政策与港台关系》为题对此事做了报道。

当年8月，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王晓波组织了一个大陆台湾史研究现况考察团带领几位台湾学者赴大陆访问。台湾当局不准这些学者组团前往大陆，他们只好在考察团的简介上盖上“不是团”三个字，说他们是来大陆探亲的，在厦门机场“不期而遇”，后来参加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为他们举办的“台湾史研究学术交流会”。这次会成为两岸学者第一次合办的学术研讨会。

1989年10月，台湾学者庄英章、张富美及美国学者武雅士等人，与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台湾研究所，一起进行“闽台社区民族志比较研究”，这是两岸学者第一次共同进行田野调查。

1990年，台湾文化界知名人士陈映真来访。当时他创办了人间出版社，提出可以帮我们在台湾出版书籍。后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多位学者参与撰写的批判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论文集，1994年由人间出版社出版，书名是《史明台湾史论的虚构》。当时大陆人士不能在台湾出书，所以我们用的全是笔名。这是两岸合作出版的第一本书。

■“匪情研究”与大陆研究

1992年9月，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为主题，台湾学者有龚鹏程、吴宏一、李瑞腾等人。龚鹏程当时是台陆委会文教处处长，他本身又才华横溢，博古通今，用台湾流行的用语可以称之为“官学两栖”之人。在讨论的过程中，尽管有些问题提得相当敏感、尖锐，但大家都能冷静耐心地答复。双方的观点必然存在差异，但彼此都能坦诚友好相待。这是我在赴台前，又一次与台湾学者在海外的交流。

同年11月，我应台湾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和东吴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之邀，率团赴台。这是大陆研究台湾政治、两岸关系的学者第一次组团访问台湾，于是有了许多“第一次”：大陆学者第一次参加在台湾举办的两岸关系研讨会，就大陆对台政策、一个中国原则、“一国两制”、“天朝心态”等议题展开激烈争论；第一次与许多台湾学界、政界人士交谈；第一次单独接受几十个台湾记者采访，回答他们各式各样的提问，诸如对“台独”党纲、第三势力、“不放弃使用武力”等，这是大陆学者面对台湾媒体的第一次对话；第一次访问台湾的大学，见到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先生；第一次访问台湾的研究机构，其中有东吴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中华经济研究院、民主基金会、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国策中心、中研院、淡江大学等。

在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我第一次见到中心主任林碧炤、副主任苏起及吴安家等几位台湾政治学知名学者，与他们对话，会后我要求参观他们的资料室，我想看看他们的“匪情研究”什么时候改为“大陆研究”（后知大约在1989-1990年）；在民主基金会，第一次参加一场有关台湾选举的讨论会，在座的有包宗和、葛永光、高辉等人，都是大学教授和研究选举的专家。我们就得票率的估算方法、得票率与席次的关系、自行参选对候选人的影响、民进党的政治诉求，和“福利国”派系的主张，对选情的影响、民众投票取向、地方派系的作用、两党的配票作业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在这次访问中，我还第一次访问海基会，见到陈长文副董事长。陈长文提出“两岸并行发展，逐渐走向统一”的主张，我们共同讨论了“一国两制”“一国一制”等问题。此次同时，在这次访问中我还第一次见到了民进党的邱义仁、陈忠信、陈芳明及台大教授夏铸九等人，与他们就台湾各阶级、中小企业、工人运动、“福利国”的政策、民进党如何面对选举，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进行对话。

■难题“解套”

后来两岸交流越来越频繁。其中有几场学界交流，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值得回忆。

1994年在海基会参加一场有关两岸关系的研讨会时，两岸学者就一个中国原则、两岸的政治关系、台湾的“国际空间”等问题展开争论。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大陆学者认为有道理的事情，台湾却被视为是“打压”。这让我深深体会到，两岸之间不是简单地判别谁对谁错就可以，这里面还有感情问题，需要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做深入研究。

1996年，我应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邀请，访问台湾，走访了文化大学、国策中心、政大东亚所、选研中心、成功大学、中山大学。在政大国关中心参加大选后两岸政经走向座谈会，在台湾中山大学参加两岸僵局如何解套？座谈会上，见到了赵春山、陈德升、周阳山、姜新立等学者，就一个中国原则与“一国两制”、统“独”问题、台湾的“国际空间”、两岸僵局的解套、政治对话、“三通”等问题展开讨论。双方的分歧较大，台湾媒体以“两岸学者缺乏交集”为题做了报道。

1999年5月，我应台湾政治大学之邀，再次访问台湾，他们组织了一场报告会，国民党、民进党、新党、建国党四党代表在会上宣讲对两岸关系的政策与态度。我不想介入他们的争论。我在发言时，针对会上几位提到“民族主义”的看法，表达了个人的意见。当时正值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起中国人的愤慨，上街游行抗议，但美国却用“误炸”来解释整个事情。会上有人谴责大陆的“民族主义”，我则回应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见外国就反，或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甚至发动对其他民族的侵略战争。另一种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是维护民族尊严、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我相信大陆人民会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依照国际关系的准则办事，绝不会出现过激的行动。

2003年2月在台北中华欧亚教育基金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与张京育、陈忠信、洪秀柱、杨开煌、周继祥、董立文等台湾学者对谈。当时两岸仍然存在政治僵局，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突破，大家就如何突破僵局各抒己见。当时台湾离2004年选举不远，多数台湾学者认为两岸最好不要出现紧张局面，也不要急于打破僵局。那一次会上，我们还见到民进党一些197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发现民进党当局只想“谈”，不想“通”。“谈”表示两岸关系稳定，对民进党选举有利；“通”则可能出现问题，例如大陆会采取军事行动，而台湾的资金、人才会流向大陆，大陆有可能会抛开台湾的公权力，进行民间协商。总之，他们要“政府对政府”谈，就是要以“三通”换“两国”。

那次在离开台湾的前夕，泛蓝整合成功，推出了“连宋配”参选2004年大选。我到达香港时，当地媒体来问我“连宋配”会不会引起民进党紧张？大陆对“连宋配”是否有期待？我的回答是，民进党并不担心“连宋配”，因为他们已准备好如何应付，他们有信心争取中间选票。至于大陆对“连宋配”的态度，我认为不会介入，因为大陆会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陈孔立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