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是从黄土地上拔地而起的民间艺术，是百姓在劳作过程中创造的产物，闪耀着集体智慧的结晶，更体现了劳动者自得其乐的快感。可以想象，一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男男女女，插秧累了或者锄地累了的时候，站起身来舒展一下，伸伸懒腰、甩甩胳膊，于是“手舞之、足蹈之”，彼此仿而效之，有了互动交流、有了队形编排，于是，秧歌便诞生了。

“咚咚锵，咚咚锵……”的鼓点声里，蕴含着庄户人家的脚步和心境，也记录了许多民间脍炙人口的故事。我的老家山东省商河县的鼓子秧歌，是黄河下游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与青岛胶州和烟台海阳的大秧歌一起，被称为“山东三大秧歌”，多次参加全国文艺项目调演并获奖。

一种艺术形式之所以能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脱颖而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群酷爱秧歌的“能人”。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的张登江老人就是一位视秧歌如生命的人。

1956年春天，张登江和村子里的30户人家奉命支援青海省边疆建设。临行那天，送行的和被送的人当中，有人牵衣顿足，哭声涟涟。张登江一看：这是支援边疆建设，又不是奔赴疆场。于是，他拿起跑秧歌时的牛胯骨舞了起来。这一舞，现场气氛立刻欢快起来，哭泣的人也破涕为笑，痛痛快快上了支边汽车。

就这样，张登江把扭秧歌的习惯带到了遥远的青海。记得他到了那里给故乡的第一封信，就写了在青海办秧歌的情景。他还即兴编了一首顺口溜：“我叫张登江，离开棘城乡，来到青海省，住进魏家庄。生活大改善，不吃菜和糠。社会主义好，百姓得安康。”张登江不识字，他的顺口溜都是由当时村子里一个有文化的大姐给他记录下来的。如今，那位大姐也80岁了，说起当年张登江在青海办秧歌和口述顺口溜让她记录的事，仍记忆犹新。

若干年后，完成了支边任务的人们陆陆续续回到家乡，张登江仍然没有忘记他的鼓子秧歌。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特大地震，整个中国北方都进入抗震救灾和防止灾情持续发生阶段。张登江主动承担了村里防震打更的工作。他隔一会儿敲几下手鼓，喊几声“平安无事”，然后就独自一人扭起秧歌。据说，我们村鼓子秧歌的好多动作，都是根据张登江的套路确定下来的。又过了一年，张登江病倒了。临终前，他对儿子说：“我一辈子就是喜欢秧歌，快把我的那身行头盖在我的身上，让我再看它一眼。”说完这话没多久，老人就溘然长逝了。

张登江老人对秧歌的热爱，让我思考：我国秧歌品种众多、风格多样，其中该有多少人为它凝心聚力？原汁原味的艺术，有了众人的托举，有了“迷”们的再创造，艺术特色也就形成了。于是，就有了黄河流域的陕西大秧歌、安塞大秧歌；有了中原地区的回民秧歌、军庄秧歌、大营秧歌；有了山西的高平秧歌、晋城和陵川等县的千板秧歌；有了从坐摊说唱发展为一个独立剧种的秧歌剧。在晋西和陕北，还流行着一种“伞头秧歌”，秧歌队中有举足轻重的歌手，左手摇响环，右手执花伞，俗称伞头。伞头是一支秧歌队的统领，其主要职责是指挥全局、编排节目，带领秧歌队排街、走院、掏场子，并代表秧歌队即兴编唱秧歌，答谢观众。

秧歌是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村与村、乡与乡之间，都有自创自演的创作欲，交流起来也特别方便。我们老家就有相互之间“送秧歌”的习俗，不仅是增进友谊、化解矛盾、互相帮助的灵丹妙药，也是提高秧歌技艺水平的重要平台。村与村之间、不同民族之间，因为有了秧歌的交流，就有了团结一致的结合点。而群众社会实践活动有了共同点，秧歌发展也能集思广益。我想，这大概也是秧歌能扎根乡土、长盛不衰的原因吧。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