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末，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接到好友陈叔通来信，得知自己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马上回信谢绝。张元济列出了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其中一条是“都门亲故虽已凋零，然尚不少，廿年阔别，既旧游重到，不能不稍稍周旋，凭空添出无数应酬，亦大苦事”。

后来经陈叔通和陈云劝说，张元济决定北上与会。在京逗留期间，除了必要的公务活动和宴请外，张元济还与阔别多年的“都门亲故”接触频繁，旧游之地勾起了他对现实和往事的无限感慨和回忆。

与侄孙女相见甚欢

张元济是前清翰林出身，光绪年间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参与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随即南下上海，1902年投身商务印书馆，从此再未离开。张元济是中国第一代由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性人物，自戊戌变法以后，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团体和党派，与政治保持了距离，直到此次应邀参加新政协会议。

1949年9月初，上海市军管会的周而复和梅达君来到张元济家，正式通知中央特邀他去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鉴于张元济年老体弱，中央批准其子张树年陪同。9月6日从上海启程，8日下午抵京，陈叔通、黄炎培、俞寰澄和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经理伊见思等人到车站迎接。

张元济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二楼130室，在北大教书的侄孙女张祥保早早赶到六国饭店门口迎候。张元济见到张祥保非常高兴，晚餐时特地让服务人员加了两个菜，留她吃饭，饭后张祥保与张元济父子闲话，直至晚9时方才离开。

张祥保是张元济长兄张元煦的孙女，幼年丧母，父亲在铁路工作，常年在外奔波，所以她一直生活在张元济家，与这位堂爷爷甚为亲昵。张祥保早年曾与光绪帝师翁同龢后人翁兴庆订过婚，后来翁氏赴美深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完全沦于日本人之手，两人之间联系中断，只好解除婚约。抗战胜利后，张保祥应北大校长胡适之聘，到北大英文系任教。张元济十分关心侄孙女婚事，特地嘱托胡适代为留意，胡介绍了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岷源。1947年11月21日，张元济致信胡适致谢：“弟曾以侄孙女祥保姻事相托。蒙举王君以告，谓彼此已有交际，甚感垂注。近得祥保来信，谓王君已露求婚之意。”几天后胡适回信，专门介绍王岷源的情况：“王岷源先生是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副教授，近年我在哈佛大学往来，见他寄住在赵元任先生的家中，见他温文勤苦，故去年邀他来北大任教。王君人甚清秀，中英文都很好，写汉字甚秀雅，情性忠厚温文。我在美国观察此君，很喜欢他的为人敦厚。”

张祥保和王岷源1948年8月10日结婚，家人无法赴北平出席婚礼，张元济函托胡适代为主持。与此同时，张元济写信给王岷源，说祥保“自幼丧母，育于我家，先室视如己出，教养成人，祗以爱怜稍过，约束遂宽，材薄能鲜，不足为君子逑也。去岁胡适之兄南来盛称执事品学不置，并言愿为祥保执柯”。

张元济抵京第二天，张祥保夫妇一起来拜见，对于这位初次见面的孙女婿，张元济以一部《横浦文集》相赠。两天后，张树年陪同父亲参观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特地到沙滩宿舍去看张祥保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孩子，还给了一万元旧币的见面礼；张祥保请爷爷为孩子取名，张元济见窗外有一架紫藤花，室内较为昏暗，遂以“烨”字名之，取其明亮之意。

与张祥保相处是张元济在京期间最快乐的一件事，在侄孙女陪同下，游览了故宫三大殿，回忆了当年参加殿试的情景；在北海公园，绕琼岛步行一匝，并与张祥保夫妇留影，从照片中可见三人在湖畔品茶，神态悠闲；还在沙滩附近的东兴楼京菜馆、敦厚里刘家菜馆、东来顺涮羊肉馆品尝老北京风味。10月19日，张元济离京回沪时，张祥保、王岷源夫妇早早就来到饭店送行，同车至车站，严景耀、雷洁琼夫妇等也赶来告别，张元济与众人在车站合影留念。相处月余，张祥保不忍爷爷离去，张树年在《张元济往事》中说：“火车启动，祥保追车同行，依依不舍。”

两访傅增湘

傅增湘是张元济老友，前清翰林，曾入袁世凯幕府，担任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职，在藏书、校书、目录版本学方面堪称一代宗主。张元济与傅增湘在校勘、收藏、古籍影印等方面志趣相近，1911年全国教育会上相识，即成莫逆，几十年书札往还，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30多万字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收录两人论书尺牍622件，容纳了极为丰富的版本学资料。

傅增湘喜读书藏书，1918年自天津移居北平，在石老娘胡同寓所旁拓小园曰“藏园”，专事藏书，著名藏书楼“双鉴楼”即在此园。傅增湘晚年中风卧病在床，状甚凄凉，据傅增湘老友许宝蘅日记记载：“（傅增湘）自甲申病中风治愈后，言语蹇涩，杖而能行，去年五月伤食复病卧不能起。”许宝蘅日记中所说的“甲申”指的是1944年，而“去年”则是指1948年，这两次重病摧毁了傅增湘身体；而其三子傅定谟不久前去世，这对他也是个不小的打击。

张元济抵京不久，即去石老娘胡同探视傅增湘，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对这次访问记述甚详：“出至石老娘胡同访傅沅叔（傅增湘号沅叔）。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就床头取所作游记已刊成红本示余，云共有五册。又检叶玉虎朱笔诗扇一柄相示。又属其如君开橱取衲本《史记》视余。卷首有沈寐叟题词。沅叔欲取其所题书签，令其仆检觅，不可得，甚为不怡。”傅增湘当年身体强健，一生喜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晚来竟落得如此境地，张元济非常伤心，不忍多待，很快便道别离去。

几天后，陈毅在上海市政府交际处长梅达君陪同下拜访张元济，问及张元济在京故交旧友情况，张趁机将傅增湘的情况相告。张元济之所以找陈毅帮忙，是因为傅增湘祖籍四川，为陈毅乡党。张元济在16日日记中写道：“余言前日访傅沅叔，其同乡也。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其所居正房均为人所占。” 开国大典后，张元济又致信陈毅，详细叙述了傅增湘的困难，目的还是请陈设法解决——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上，可以看出张元济与傅增湘交谊之深。

张元济定于10月19日离京，离开之前再访藏园。张元济隐隐预感到这恐怕是两人的最后一面，他在日记中透露了这种想法：“访傅沅叔，以沪上友人近况相询。仅闻其言及刘翰怡，余又告夏剑丞、冒鹤亭诸人。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

正如张元济所料，十几天后傅增湘就去世了。

在雷洁琼家小住

张元济之子张树年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获纽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1930年代初回国。张元济历来主张商务印书馆高级职员子弟不能进公司，所以张树年经友人介绍到上海新华银行做事。

新华银行原为新华储蓄银行，是中国最早的储蓄银行，总行在上海，1948年更名为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称“南四行”，是当时有名的金融机构。知名社会学家严景耀与张树年原为新华银行同事，后来严到燕京大学教书，与夫人雷洁琼同为新政协会议代表。严景耀得知张树年陪老父进京参会非常高兴，于是与夫人一起邀请张元济父子到燕园小住，休息几天。

10月13日下午，张元济、张树年与张祥保夫妇同车去燕京大学，严景耀在门前早早迎候。雷洁琼非常细心，张元济年老需要照顾，所以特地为张氏父子安排了双人卧房。稍事休息后，张元济在严景耀陪同下拜访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教授张东荪、翦伯赞和赵紫宸。晚上，陆志韦在司徒雷登旧居临湖轩设宴欢迎张元济，同席者除雷洁琼夫妇和张树年外，还有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聂崇歧、翁独健、齐思和，据张树年回忆，他们“散后即归”。

第二天在雷洁琼家吃完早餐后，聂崇歧先生来访，并陪同张元济到学校图书馆参观。张元济在馆长陈鸿舜引导下观看了部分馆藏特色珍品，陈先生还委托张元济访补馆中所缺《东方杂志》各册；随后张元济老友赵紫宸、燕大历史学教授翁独健等人来访，赵紫宸与张元济谈了些当年旧事，还带来多年前的一张合影；晚上新华银行副总经理孙瑞璜夫妇、陈叔通之女陈意、梁启超之女梁思庄等人来访并与张元济等共进晚餐，还带来了各自做的美味同享。饭后众人在客厅围坐闲话，至9时方散。

第三天午饭后，张元济父子与雷洁琼同车返城。路过清华大学时到梁思成寓所拜访，梁思成夫人林徽因病未见，张元济与梁先生略谈即告辞。张元济还专门留下9张名片，委托梁思成转致叶企孙、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汤佩松、冯友兰、吴晗、曹靖华、钱三强诸先生。

几天后，张元济就离京南下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