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是辩证法理论大师，而且是辩证法实践大师。辩证法是研究矛盾对立统一的学说，而矛盾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天下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原生动力，“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毛泽东的辩证法远承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道德经》“其中有辩证法”，近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早在1937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矛盾论》，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法理论。这是一部深刻的有着重大理论价值的哲学论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和主要标志。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普遍性表现为矛盾斗争的绝对性，“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毛泽东十分关注矛盾的普遍性，1937年9月，当看到艾思奇在《哲学与生活》一书说“差别不是矛盾”时，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妥的”，“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
毛泽东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特殊性表现为矛盾同一的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认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论述了主要矛盾，“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论述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既全面论述了矛盾的主要内容，又给出了运用矛盾的方法论，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在实践方面，毛泽东一生坚持唯物辩证法，始终运用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分析中国现实，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更多地强调敌我矛盾，著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仔细区分了敌人与朋友的不同范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强调革命就是要“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进而取得更大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更多地关注人民内部矛盾，著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毛泽东明确人民内部矛盾的多种表现形式，“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一般来说，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主要“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不仅在宏观层面运用唯物辩证法，而且在各个领域也运用矛盾方法研究分析解决问题。在政治策略上，毛泽东运用矛盾的方法，发现了“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现实，“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作为领导，就是要抓两头，带中间。上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时指出：“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把抓两头、带中间制定为一项领导制度。1958年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时，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与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在军事谋略上，毛泽东运用矛盾的方法，深谙进攻与退却的辩证法，特别是敌方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退却不是失败，而是转败为胜的关键，是为了更好地进攻。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影响”；“战略退却的全部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能不能取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退却战略，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运用“深入敌后”的退却战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最终实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运用“蘑菇战”的退却战略，挫败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在经济工作中，毛泽东运用矛盾的方法看待我国人口较多的问题，认为既是好事，又有困难，“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解决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所有矛盾和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具体办法是“两条腿走路”，毛泽东为此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要求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目的是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在外交关系上，毛泽东运用矛盾的方法，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两个中间地带“都反对美国的控制”。通过两个中间地带，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从而为当时中国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泽东还运用矛盾的办法分析美国，认为美国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和战术思想”。正是基于战略自信，毛泽东对于美国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抗美援朝是敢于斗争；1970年，毛泽东对美国进步记者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是善于斗争。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坚持“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好一派泱泱大国领袖的气度和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