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党的优良作风。“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美国学者施拉姆研究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充分阐述了领导者和群众之间诸如此类的各种关系。总的来说，群众路线是贯穿此类关系的核心概念。”（《毛泽东的思想》）

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毛泽东不仅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而且终生坚持群众路线。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他认为共产党人要“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坚定地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确信“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制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制。”

解放战争期间，面对如何打开东北局面，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以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地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建立巩固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家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关系，“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诚如恩格斯所言：“一个很明显而从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卡尔·马克思》）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者——劳动人民的历史。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反复强调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反复强调人民群众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决定力量，“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涤荡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辩证法也是认识论，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发展过程，即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为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实践，就像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于实践之中，抽象升华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就是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充分尊重群众，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完全相信群众，“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真正关心群众，“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尤其要关心群众的生活，“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从而使群众信任我们，坚定革命事业的信心和决心，“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就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具体化为个别与一般、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是一对矛盾，犹如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是事物发展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一般揭示事物的本质，比个别深刻而稳定；个别反映事物的现象，比一般丰富而生动。在任何工作中，一般是号召，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个别是落实，既要把一般号召落到实处，更要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和符合客观实际。只有把一般号召与个别行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领导与群众也是一对矛盾，而领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脱离群众，经常表现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以及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群众要求相结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结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无论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还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都要求“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正确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比喻为种子与土地的关系，种子离不开土地，离开土地，种子就无法生存，“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比喻为学生与老师关系，共产党人首先要做人民的学生，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1931年在兴国调查和1933年在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毛泽东找了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座谈访问，认为“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1941年3月，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写道：“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1950年，毛泽东为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题写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正确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关键是要紧密联系群众，而不是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要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紧密联系群众，不能超前于群众，搞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也不能落后于群众，搞尾巴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毛泽东强调，只有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才能紧密联系群众，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