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片长140分钟的史诗级电影，主旋律战争电影宏观的背景叙事必不可少。在保证历史还原的基础上，“国”与“家”情感逻辑上的统一如何来实现成为艺术创作彰显人民性的关键。《志愿军：雄兵出击》在叙事上进行了细致的结构创新，将英雄情结和人物性格揭示有效嵌入国家叙事的客观历史逻辑，实现了国家愿景与人民情感的有效缝合，以更为生动的方式讴歌了国家记忆与国际精神。

围绕志愿军出国作战展开的战争三部曲，《志愿军：雄兵出击》作为破题篇，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下还原战争因果，事件的真实复原与戏剧化的人物设置相互交叠，构成了全新的影像讲述方式。国家意志与个体选择，以及个体之间的情感连结从两个维度构成了电影的叙事框架。

国家叙事与个体情感之间的沟通，是通过战争所带来的命运选择和创伤来构建的，以此来完成英雄形象的塑形。在微观层面，电影的虚构角色——志愿军参谋李默尹和女儿李晓串联起电影的整体线索。道具“家的钥匙”不仅代表着对亲人的思念，也是国家与个人家庭的情感纽带，在电影尾声也构成了常年在美国工作的唐笙与祖国的关联。毛岸英在出发之前与毛主席无声地告别，让“国”与“家”彼此呼应，形成同构，他的光荣牺牲成为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不可分割的隐喻。

出征前林巧稚与毛主席对话中“用生命保护所有的孩子们”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在代表每个中国人的选择，孩子寄托着国家的希望。为了激励梁兴初的38军，彭德怀谈到他们那一代人的使命，“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付，就是儿子付，孙子付。我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我们付吧。”作为一种“后记忆”，志愿军题材的表现，往往托付了社会创伤的“跨代”影响，以父辈的责任、子孙的名义去回答历史的选择。鲜活的个体在不同外部压力下的表达，实际是记叙了一段民众的战争记忆，通过用一种文化联系了个体与国家。

正是由于这些经历传递给他们的深刻情感，电影通过“后记忆”艺术想象和文学叙述投射了一代人的国家愿景。近年，国产主旋律战争电影的讲述方式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不再“为战争而战争”，不再直接表现冲突构成的故事结构，而是嵌套于一个更大的外部叙事。《志愿军：雄兵出击》不但较为完整展现了二者，还有效结合了二者，在微观和宏观的交替中彰显影像的弹性，既能够吸收新的战斗场面表象形式，又能在历史中找到对应，将个体情感转化为国殇的象征。

志愿军出国作战为“立国之战”，影片对“立国之战”的塑造通过两个维度来完成。一方面是第一战场的全景式、立体化场面呈现，二是对第五次联合国大会的政治对话和博弈进行了艺术加工。电影尾声，松骨峰战役的惨烈现场的再现，与伍修权等人在大会现场铿锵有力的对话形成影像穿插，一方面凸显出在战斗中牺牲的国家大义，同时也为外交舞台上话语注入坚毅底色。在交代清楚历史背景的大前提下，这样的平行蒙太奇无疑推进了影片最后高潮部分的情感渲染。

影片的先前部分对战争背景进行了宏观描述，也有对细致思考和决策过程的还原。在志愿军出征之前的军事高层会议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军事专家一再了解战争双方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尽管中美差距过于悬殊，但为了国家安全必须做出选择，不能“听任帝国主义侵略而置之不理”。与苏联的对话也显现出国际局势的紧张和政治博弈中的智慧。与好莱坞电影中对美国军队勇敢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书写不同，好莱坞的战争电影往往凸显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以及美国参与战争的所谓“美德”描绘。而《志愿军：雄兵出击》较好利用了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军事背景和政治背景，从个体英雄到全球视角的放大，从中国的视角来易位书写全球政治责任，在现实维度回应了好莱坞所不断输出的国家意识形态。

如何构建中国在全球话语中的位置，成为主旋律电影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志愿军：雄兵出击》在这一点上并不生硬，用一种国际主义胸怀来消解军事上的牺牲，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格局和国际视野来反照战争中牺牲的价值，从而在一个更为崇高的美学层面塑造了英雄形象。梁兴初在受到彭德怀批评后被罚唱国际歌，外交官伍修权在演讲中所展示出来的大国自信与力量，就是电影从一个内部讲述环境向国际话语转向的标志。

主旋律故事片的功能不同于纪录电影，战争电影的本质目的不是提供元叙事，而是呈现具体的历史以及它所描绘事件的道德准则。以志愿军为主体的史诗电影，更关键是建构“后记忆”所主导的一种民族认识，思考如何在全球语境中展现国家的主体性。

总的来说，无论是作为银幕宏大叙述骨架的现实英雄，还是战场中艺术升华的英雄个体，都在这部电影的整体结构设计中游刃有余，将中国故事用一种更文学化的方式讲述出来，让观众既能感受到英雄的家国情怀，又在移情中体会到真实个体的温度，这些个体又通过电影宏大叙述的反照，成为人民形象的缩影，最终化作“上下同欲者胜”的民族气概。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