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要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新的重要战略举措，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来看，我国取得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分工。进出口贸易水平的不断上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都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增长。更高水平的开放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还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复苏。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有力地拉动了世界经济。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增长不快，我国的更高水平的新开放体制有利于促进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新动力。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促进各种要素充分自由流动，降低资源错配，有效促进效率的提升，促进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一方面，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能够不断释放我国内需潜力，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形成良性循环，加快推进我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有助于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国际市场联动，有利于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促进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重要途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助于我国全面融入世界，有利于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促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解决消费升级的供给，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助于激发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加快推进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

当今世界，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将面临高通胀、高利率、高风险、低增长的态势。我国外部经济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对外开放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发生深刻变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显得更为重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对外开放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不仅要扩大出口，而且要鼓励扩大进口，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能源、要素；不仅要吸引外商投资，而且要鼓励企业对外投资，鼓励我国企业有效利用国际比较优势；不仅要适应国际经贸规则，而且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通过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有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要加强顶层设计。一是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三是统筹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共建“一带一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等国家战略，主动对接国际规则，提升制度供给能力。

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深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完善服务贸易的结构，提高金融、知识产权、文化娱乐服务贸易水平；加快推进高水平的服务外包，特别加快推进金融和新能源技术开发，拓展更多的服务外包来源地。

要深化对外投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一是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二是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对外商投资开放更多领域，鼓励外商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要大力提升金融业制度型开放的水平。构建与金融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领；完善境外投资准入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更好服务我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平台。一是高水平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完善区域布局，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鼓励形成更多制度创新成果。二是提升国家级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功能，增强区域辐射带动能力。三是拓展广交会、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功能，培育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展会平台。

要统筹开放与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要加快健全完善开放安全保障体系，关注产业链转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构建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健全外资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制度，完善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建立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增强风险防控和监管能力，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加强对系统性安全风险的研判和应对。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