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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致力于以考古文物和民族文物为对象，以“物”“史”互证为目标，构筑出一个能够承载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过程的文物谱系，完成基于“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解码共同体的历史基因。

■ 一百件文物就是一百个密码，一一敲击它们，我们可以真切地回到历史现场，真切地看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聚合之程。

在不久前结束的“天府书展”上，《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成为引人瞩目的亮点。这本著作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遴选一百件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文物，建构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代表性文物谱系，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内涵。其基础，是中国民族博物馆长期开展的重要学术工程“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

“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与确立，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进入近代以后，“中华民族”概念从苍茫厚重的历史巨幕中浮现出来，并一步步清晰凸显，这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对于西方殖民劫难的历史回应，是中国人在濒临亡国灭种之危时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形塑与强化，是中华民族在历经几千年的自在发展历程后，最终演进为一个自觉民族实体的显著标志。

中华民族依靠考古学完成自身历史的重述，同样是近现代中国的一件大事。20世纪初，人类认识历史的方式，因为近代西方考古学的建立而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整个人类历史叙事体系都面临着一次重构——将传统的文本叙述转变为以物质文化为核心的考古学叙事。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数千年连贯历史记录的国家，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实现“物”“史”互证，成为贯穿20世纪的漫长探索。

100年来，中国考古学经过艰辛掘进，将历史地层深处的物像一一揭露出来，渐次还原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以及发展演进轨迹。显然，我们无比幸运，因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人，都更加真切地看见了中华文化溯源至一万年前的时间深度，那些纷纷鲜活起来的先民形象和逐渐生动起来的场景细节，让我们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一个坚定的历史自信：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与此同时，关于“中华民族”的考古学形象，也在一步一步显现端倪。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阐释和表达，经历了民族史研究和考古发掘的交替互证，并不断走向纵深。但尽管如此，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脉络的阐释，主要还是依靠文本来完成的。如何从“物”“史”互证的角度，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成因加以系统揭示，从而构建出一个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源流的完整物像叙事体系，这还是一个尚未被系统完成的任务。

正是因此，从2015年开始，中国民族博物馆提出和启动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课题，并将这项研究工作持续开展至今。我们认为：形成和构建一个权威阐释、表达、展示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收藏和展示体系，应当是国家民族博物馆的重大使命和首要任务。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致力于以考古文物和民族文物为对象，以“物”“史”互证为目标，构筑出一个能够承载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过程的文物谱系，完成基于“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解码共同体的历史基因。这是一项具有重大实践价值的突破性工作，它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建设的一部分。

完成这项以物证史的工作，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需要在考古学、民族史学、人类学的多重视野下，在浩如烟海的中华考古文物和民族民俗文物中，探寻那些对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高度表征力的历史实物，遴选那些对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准确叙事力的物性史料，再现古代族系融汇共生的历史轨迹，从而构筑出关于中华民族历史叙事的物性话语链条。

事实上，文物叙事与文本叙事的不同，在于“物”所表征的知识信息蕴涵着具体的历史情景，从而塑造出知识信息的客观性；在于“物”所支撑的历史叙事蕴涵着特定的场景气息，从而带来对知识建构的实证性。因此，“物”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一种特殊的知识编码功能。“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就是围绕多维度解析和阐释文物，挖掘其与各民族起源及其交往交流交融脉络轨迹相关的情景性信息，从而完成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内在机制和演进逻辑的客观性表征。对于深邃宏大、纷繁复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而言，这一表征体系既具有实证意义，又具有象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在进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过程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民族博物馆的文化使命与功能，就是要通过物的收藏、研究、展示，来实现对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具体阐释，完成对于各民族所共同尊崇的“大一统”历史价值观的科学展示，呈现出中华民族何以面对历史上的各种分裂力量却凝聚不散，何以经历数度分裂却总能再度聚合，一次又一次重新走向更高水平大一统的历史逻辑。

《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为了构筑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展示和传播体系，我们致力于将考古资料和历史研究成果转换为文学性的表达、大众化的表述，兼具学理性和可读性。为此，我们选择“一百件文物”的表征方式，通过展览和著作等形式，去完成面对大众的普及性历史叙事。一百件文物，既是一次微缩，也是一个可以装载意义的框架，它可以被理解为一部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微缩版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

然而如何去阐释和讲述这一百件文物，也需要不断探索。文物是点状的，而历史叙事需要绵密与连贯。我们遴选一百件文物的真正目的，不是去个体性地呈现它们，而是要通过它们去整合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宏大叙事。所以，这些文物就像是一个个演员，演员本身可以有A角、B角的替换，但不可替换的是剧本，是故事。为此，这一百件文物中的每一件都需要承担三个角色——或者说，需要在每一件文物之上发掘出三层意义：第一层，着眼于文物本体，首先揭示这件文物本身的来龙去脉及其独特魅力；第二层，揭示这件文物在其时代所牵涉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及其所代表的时代性文化意义；第三层，揭示这件文物背后所辐照和映射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宏大历史脉络，显示其作为话语链条的象征性意义。

所以，一百件文物就是一百个密码，一一敲击它们，我们可以真切地回到历史现场，真切地看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聚合之程。正是因此，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文物表征对形塑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将产生重要影响，对完成向世界说明“中华民族”是客观的自觉历史实体，也应是一条重要路径。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