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卜键
主讲人简介：
卜键，文学博士，研究员，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文化报社原总编辑，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文化与旅游研究基地主任、特聘教授，北京文史馆馆员。已出版学术著作20余种，发表论文与文章300余篇，主持《清史·边政志》，主编《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等。
编者的话：
当我们阅读历史，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杰出人物，都有仁人志士，这些人闪耀着道德的、智慧的、人格的光芒。乾隆时期，国家收复西域、平定叛乱，为激励西部地区读书士子的进取心，出身陕西的王杰被钦点为状元。他一生忠君爱国，清廉正直，坚守原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清史专家卜键近期在中国版权协会主办的远集坊讲坛讲述了清代著名大臣王杰的感人故事，本期向读者推荐阅读。
“换”一位状元
清代的大西北包括今天的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省区市在内的中国西北部。整个清朝由于各地教育水平的差异，所产生的114名状元中大多来自江南富庶之地。比如江苏出了49位，仅苏州一地就有26位；浙江出了20名……而西北地区只出了王杰一个状元。
来自陕西的王杰，在乾隆辛巳科廷试中本来位列第三，但乾隆皇帝经廷试后，非常满意，御笔将他点为“状元”，因此为大西北地区“换”了一个状元。那么为什么要给大西北“换”个状元呢？王杰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要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说起。
清朝的科举考试由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廷试）构成。读书人如果走科举入仕，需要先考童试。通过童试，便取得乡试的资格，中试者可参加京师举行的会试。会试由礼部主持，在乡试的次年二月举行，会试中试者称贡士，第一名叫作会元，贡士方能参加殿试。殿试通过后就成为进士，进士又称甲科。
乾隆皇帝非常重视科举考试，对参加科举的学子非常体贴。比如偏远地区的学子参加乡试、会试可以到当地官府领取乘驿凭证，在沿途驿站可以享用食宿和马匹，还另外补发路费。乾隆时期国力鼎盛，基本上各省份到京师参加会试的学子，朝廷都会给予一定的经济照顾。清代驿站的管理是国家政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情况下，即使是高级官员不经过批准的话，也不得使用驿站，但进京赶考的学子不仅可以由官方驿站接待，甚至还可以乘坐驿车，调动驿马。再如，乾隆时期，会试时间本来是在乡试的次年二月，但二月天气寒冷，于是就把会试推迟了一个月，三月春暖花开了再考。由皇帝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的时间，也是从这一年（1761年）开始改为了4月21日。
乾隆帝深知科举之弊防不胜防，为确保能选拔出优秀人才，很早就对科举取士做出改革。如殿试策问，一向多用四六骈体文，华而不实，且这一套路很容易预先分类拟好，届时略加改动，忆写下来即是。于是乾隆二年谕令廷试禁用一切肤泛套语，要求答卷者不拘一格，切实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一举措曾较大地影响了应试文风的改变。
乾隆时期对于阅卷管理也做了严格限制：所有殿试考卷，定于文华殿集中阅卷，届时由皇上钦定的读卷官判卷，另派亲王大臣现场监察；读卷官统一于文华殿两廊、传心殿之前后房间居住，不得回家，负责监察的王公大臣与科道、收掌等一同住宿；将读卷官由14人减为8人，后又略有增加；将阅卷时间限于两日。
担任殿试的读卷官是很辛苦的，但却是一种很高的荣誉。阅卷大臣基本属于六七十岁的老臣，为皇上亲笔从阁部大员中圈定，但乾隆仍觉得不放心，这一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又采取两项新措施：一是加强命题阶段的保密措施，将原来的内阁预先出题，改为读卷官单独提出策问之题，由皇上裁定；二是为确保阅卷排序的公正无私，防止各存成见，谕令自本科起，实行复查制度，将所有试卷另派大臣再核查一遍，发现有品题“相去悬绝”者，即行请旨追究。
1761年4月21日殿试前一天，皇上钦点大学士来保，协办大学士鄂弥达、刘统勋，兵部尚书梁诗正、左侍郎观保，刑部尚书秦蕙田、左侍郎钱汝诚，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纶，两江总督尹继善为殿试读卷官，皆称一时之选。后来考虑到不久前西域大捷，又增加了一个平定新疆的功臣乌雅·兆惠。
本届的殿试试题不仅涉及经史义理与注疏之学，更关乎官员考察制度、科举体制与遴选真才、开源节流，还包括城乡民间的移风易俗等。策问历来重视时政，如联系刚刚收复西域新疆，屯田获得丰收，但也带来谷贱伤农与滋生奢靡之风等问题，要求新贡士提出对策。
这样的题目是指向明确和切近实用的，也是那些僻居乡野的儒生往往难以应对的，却给一个特殊群体带来极大优势，他们是来自军机处和内阁的中书。以上届为例，三鼎甲中状元毕沅、榜眼诸桐屿都出于军机中书，而本次殿试策问的前三名有两位又是军机中书，赵翼便是其中之一。阅卷阶段结束，经过反复讨论斟酌的排名也出来了，在进呈皇上的前十卷中，排在第一的便是赵翼，王杰则排在第三。通常说来，皇帝对拟定的殿试卷顺序圈阅批朱而已，一般不会去改动呈上的名次；而这次乾隆不同，他将原本排在第三的王杰与排在第一的赵翼进行了调整，由此王杰成了状元，而赵翼成为了探花。
或许，乾隆帝对当时社会上关于“廷试鼎甲大半出于军机中书”的议论会有所耳闻，但这并不足以让乾隆做出如上举措，对一个饱读史典与诗书、君临天下已然20余年的皇帝而言，每科状元是谁并不重要，而借此举与国家收复西域、平定叛乱相挽牵，激励偏远地区读书士子报效祖国的自信心和进取心，才是他的真实意图。
乾隆帝此朱笔一勾不是随意一勾，我们注意到，他先是召来了读卷官进行询问商讨，知道清朝自立国以来西部从未出过状元，方才作出这样的决定。当然，陕西农家子弟王杰的答卷也的确非常优秀，这是前提。乾隆对于此次改动名次颇为认真，不仅细读了“前三卷”，而且将呈上的“十卷”都一一读过——《清史稿》记载，读了差不多两个多时辰。读罢，他说：今当西师大凯之后，王杰卷已至第三，给予一状元亦不为过。但是他仍然不放心，直到亲自召见——面试后，看到了王杰端庄凝重的人品，才下决心钦点这个状元。
就这样，王杰成了乾隆辛巳科的状元，且是皇上钦点的殿试第一名。乾隆帝显然对此非常满意，还专门作诗记述此事，其中有两句是“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此时，清廷持续数年的平叛战争大获全胜，开疆拓土，国力走向兴盛的巅峰，在乾隆帝看来，正是到了偃武修文之时。诗中的西平，指整个西域彻底平定；西人，便是指王杰了，他出生于陕西。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在朝廷平定西域变乱之后，来自西部的举子得中了状元，可知上天也要结束战乱、修明文教了。诗中满怀喜悦，并不计及西安与西域相距甚远。
出身农家 儒学风范
王杰是怎样一个人呢？史书记载，王杰生于雍正三年（1725年）陕西韩城庙后村的一个普通农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其祖上从山西逃荒到了陕西，他父亲这一辈，是迁至这里的第六代。王杰的父亲王廷诏排行老三；王杰有两个哥哥，自己是家里最小。王杰的大伯认为，三弟王廷诏爱读书，要给他捐一个小官，再让他把儿子们带出去读书，于是给王廷诏捐了一个从九品的税课司大使，就是收税的，在杭州收税。
1729年，王廷诏带着一大家子到杭州任职：有他自己的三个儿子，大哥家的三个儿子，二哥家的两个儿子。那时候，从九品税课司大使的俸禄并不足以养活这一大家子人，生活极其艰难。虽然如此，但王廷诏不忘延聘老师，指导子侄读书。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年仅5岁的王杰，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的习惯。由于他天资聪颖，在书法上的才能也早早开始显露，8岁时就能将匾额大字写得像模像样。
乾隆七年（1742年），18岁的王杰返回故乡韩城，通过童子试，成为韩城县学的一名生员，即秀才。23岁时，进入省城西安关中书院读书，遇到了一生的授业恩师——孙景烈。孙景烈是一个理学家，一生以传扬儒学为己任。1743年，孙景烈应邀至关中书院讲席，号称“山长”。关中书院的创办人冯从吾为晚明大儒，提倡实学，将关中之学与程朱理学、阳明心学融会贯通，奠定了关中书院良好的教学传统。孙景烈到关中书院讲的也是程朱之学，激励学生讲求实行，兼授以古文辞。王杰就是在这样的良好教学传统下经历了多年陶铸，德行与习性上都留下儒家学者的深深烙印。如果说，后来王杰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能够始终屹立不倒，主要是在于他清严端谨的人品，那么这同他深厚的儒家学养、道德节操是分不开的。
比如，孙景烈曾告诫王杰等众学子：“古之学者为己而已，标榜声气则为人矣。此君子小人儒所由分，而可为乎？”王杰牢记在心。他留任翰林院之后，绝不走动公卿，也绝不拉帮结派。就说他昔日的恩公尹继善，是一个十分欣赏并第一个推荐他的人，后来还做到了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但王杰在北京即使是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也未曾找过他。再说他的另一个恩公陈宏谋，后升任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杰也照样不走动不攀附，而纵使这样，尹继善、陈宏谋也并未因此看轻他。他们都恪守着为官的品格，即对中华道统的共同职守。
王杰道德精神的风范，受到关学的影响较深。关学，又作“关中之学”，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分支，又自成体系和统绪。三秦思想家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其所倡导的“务实不务名，真修实践，不尚标榜浮华”的治学路径，其弃绝攀结勾连，一空依傍的独立人格，在王杰身上得以集中呈现。
王杰从一个农家子弟到一举登科成为状元，其命运的改变当然主要在于他的个人禀赋和读书进取，但也得益于他所遇到的两位理学名臣——尹继善与陈宏谋。这二人皆多次在陕西主政，在王杰困顿贫寒时期给予支援，是其人生和学术之路的导师。那时各地大员都要特聘几名幕僚，其中须有一两位精擅书法，专管文案、拟写和誊录奏折。因为这些高官皆有向皇帝密折奏事之责，标准字体是蝇头小楷，字面要工整雅洁，行文也不容出半点儿差错，非一般秀才所能承担。擅长书法、为人严谨的王杰因此被推荐给陕甘总督尹继善，后又被推荐给陕西巡抚陈宏谋。陈宏谋倡导实学，说实话，做实事，王杰深受其影响。如果说孙景烈给他讲解了儒学的道理，陈宏谋则在官场、生活中处处为他做出榜样，二位关中前辈先贤的教诲与传承，使王杰终身受益。
清廉正直 为国为民
古人讲“为官不易”。通常是讲当一个好官不容易，往往出自三个原因：一是权势容易使人迷失自我；二是亲情人情很难摆脱；三是俸禄少而支出多带来的经济压力。
而王杰做官避免了这三个“不易”，做到了自觉彻底的“清”。他不收礼不送礼，也不接受家乡亲友之托；位低时不走动公卿，在高位不拉帮结伙。王杰为官40多年，且是高官，但生活上一直过得紧紧巴巴。这一点，颇值得研究和思考。
比如，他初到北京时，生活艰难，他的两个哥哥在韩城，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但王杰一心科考的时候，两个哥哥未帮上什么忙，等他中了状元，进了京，他二哥就写信给他，说自己的一个儿子，应该到王杰那里读书，一起生活……王杰看了以后很有感触，就给他的哥哥回信，表示自己初到京城为官，需要用微薄的俸禄养活一大家人，信中说“诸事艰难”“又不肯坏品行向人告助”“唯有每日强为欢笑，为宽慰母亲之心”等。
王杰做的时间最长的官职是礼部尚书。他主持过四次乡试、四次会试，可以说门生、故吏遍天下。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的四个儿子竟然连一个中举的都没有。来自农家的王杰很清楚科举这条路对于底层学子的意义，他不让自己的孩子去挤占科举的稀有资源。同时，王杰还严打科举舞弊行为，努力为农家子弟提供上升的通道。他的这些行为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王杰的忠诚、廉洁和杰出才华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充分认可和喜爱。乾隆皇帝在位长达60多年，身边文星闪耀，王杰就是其中始终不落的一个。精于书法的王杰，长期担任为乾隆誊录诗稿的任务，还是《四库全书》的副总裁。
乾隆皇帝信任倚重这位忠良才干之臣。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王杰为母服丧的三年期间，还被乾隆破格升为兵部尚书，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可见乾隆对他的信任和这对君臣之间的深挚感情。
那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5月，王杰的母亲故去，他回到故乡韩城为父母举办合葬，按照礼制规定，需为母亲守孝三年（实际以27个月期满）。丁忧之员没有薪俸，而他也没有积蓄，家中人口又多，只好辗转委托亲戚借钱生活。
次年3月初，乾隆帝南巡至浙江，一路处理政务，也及时做一些人事调整。到六部官员时，发现兵部尚书空缺，就下旨让王杰接任。但此时王杰还在乡丁忧，很快就有人将消息告诉了他，皇上的谕旨也随之而来。王杰是在3月下旬得知此事的，他既兴奋，也有些不知如何是好，这样的恩典，坦然受之，无所表示，当然不妥。思来想去，他决定先派人赶往江南呈递谢恩折，奏明等母亲下葬后，即驰赴山东，在德州地方迎驾，当面表达谢忱。
按当时的“礼仪”，迎驾的臣子需要准备一份“面贡”。但买贡品需要花钱，王杰又没钱，只能再借，他为此支付了高额利息。
当王杰把母亲与父亲合葬后，他便出发到德州迎接南巡返回的圣驾。乾隆帝对王杰远路赶来谢恩的行为颇为欣慰，说了动情的话：你来很好，我们君臣之间就应该如同一家人那样，我关心你，你也要关心我。王杰非常感动，他曾为筹备此次“面贡”挖空心思，不惜去借贷和求人，而皇上也似知道他的经济境况，对所贡物件只留下少许几件，余下的让退掉还债。
这就是清官王杰。清代与王杰同期为官的还有一个和珅，那是众所周知的贪官。和珅虽然也是一名精明强干、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的“能臣”，但更是一个擅于攀附、热衷权力、喜欢整人弄事的聚敛之臣，他受贿数字之巨令人瞠目结舌。其罪恶活动不仅给清廷财政造成巨大的损失，也加深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困苦。史书记载，对于和珅，王杰是从不用正眼看他的。由于王杰自身为官清廉，找不出什么毛病和把柄，和珅也没有办法陷害他。乾隆驾崩后，嘉庆皇帝迅速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负责审理和珅的正是王杰。
王杰是古代官员中一个典范，是一个清廉、忠诚、善良、认真做事的典范。其实，我国历朝历代这种清正的官员很多，我们应该将这种清正之臣的故事系统地梳理编写出来，作为对后人的一种典范——人格的典范、做事的典范、做官的典范，这是当代历史学家的责任。
王杰的高洁人品还体现在高风亮节上。78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内阁首辅，但他认为自己已经不能再为国家做什么重要的事了，于是提出告老还乡。嘉庆对他非常尊敬，再三挽留，才同意他告老还乡。纪晓岚为他还写了一首诗——“遥知明月来相照，人似孤云无所依”，并加注“公归无恒产，仍一贫士也”，非常感人。王杰为官40余载，告老还乡时所带之物唯有书籍数十箱，嘉庆帝盛赞其“直道一身立庙堂，清风两袖返韩城”。原本是他同届的、被换下的那位“状元人选”赵翼也对他心服口服，为他赋诗“素风到老如寒士，公论同声说正人”。
王杰81岁去世，被追封为太子太师，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祠联为：“文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言道一身，敢斥恶邪。”
这就是清代著名大臣王杰的感人故事。当我们阅读历史，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杰出人物，都有一批仁人志士。这些人物的身上闪耀着道德的、智慧的、人格的光芒，他们清廉忠正的典范故事直到今天仍感染着我们，影响着我们，这些优秀品质是我们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的重要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