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贻焮先生离开我们，享年76岁。

这悼念文章最一般的开头，用在陈先生身上并不合适。其实陈先生早几年就离开了我们，几年内我们听到陈先生的消息只有一个，他脑子已经不清楚，不能工作，不认识人。陈先生的实际生命比他不算太长的享寿还要少些，这正是他的去世让人尤觉伤悼的地方。

当代学人，中寿而弃世者并不鲜见，或未必好学，或未具其才，不足令学界同悲。生未尽其学，学未尽其才——这样的叹惋之词，用在旁人身上不过是文饰碌碌无为的谀辞，而陈先生独受之无愧。他虽留下《唐诗论丛》《杜甫评传》《镜春园论诗杂著》以及《王维诗选》《孟浩然诗选》等著作，但他的学识、他的才华、他的智慧，远未得到发挥，相信这肯定不是我的一己私见。

说来，陈先生于我有座主门生之谊。当年我在广西师大的硕士论文答辩，就是陈先生主持的。论文题为《戴叔伦研究》，由作品考证、生平考证和创作评论三部分构成。前两部分对前辈专家的研究微有订补，后一部分则纯为一得之愚。陈先生对前者褒奖有加，以为年轻后生能下这样的考据功夫，殊属不易；同时他又指出后者相对较弱，没做到家。陈先生的鼓励和指点对我是莫大的鞭策，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我除了继续致力于文献考证外，始终将提高诗歌艺术鉴赏和批评能力作为努力的方向。只恨根器鲁钝，迄无以仰副先生的期望。

顾惟志学以来，10多年间，侍前辈学者清谈，每每深感自己艺术修养的贫乏。读陈先生的论著，我最倾倒于他那敏锐透彻、直指心源的艺术洞察力，对他把握作家艺术特征的眼光佩服不已。陈先生工于诗词，人所周知，但他书法之妙，知者恐就不多了。我见过几次陈先生的墨迹，有诗卷气，有书卷气，名隽秀逸，最见胸襟的洒落。一次写信，我曾求先生赐一幅墨宝，后得知先生当时已不能书写，深以为憾。

仔细想想，我见陈先生的次数很有限，除了陈先生的著作，我对他本人的了解并不多。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喜欢一个人，其实并不需要了解很多的，有时仅凭一面之谊，我们就会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陈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会让人终生难忘的人，随便几句常谈，就让你感觉到他的有趣和魅力。刚到北京时，我曾和同学去拜访过先生一次，他一再叮嘱我们常常去玩。可是我们怎么好意思常去打扰呢？

最后一次见陈先生，已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也许是1996年夏的《文学遗产》优秀论文颁奖仪式吧？只见他容色清减，说话也显得迟缓。他开玩笑地嗔怪我：“你们都不来看我啊。”性情依旧，而神采已不如往昔，仿佛变成另一个人。印象中的陈先生，是那么爽朗，那么诙谐，一口带湖南口音的北京话，庄谐杂出，无比风趣。至今我记忆中的陈先生，仍是1984年冬在桂林见到的模样，黑呢短大衣，鸭舌帽，茶镜，清言亹亹，亦庄亦谐。当时的照片还珍藏于影集，那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还回旋在耳边，而先生忽已为古人。嗟夫！

人生在世，百年苦短，而陈先生又以中寿奄逝，更令人无比伤悼。然而作为一个人，一位诗人，一位老师，一位学者，陈先生自有永世不磨的业绩在，自有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品格在，他将因此而永生。有些学者人还活着，但精神已然死去；有些学者人已逝世，而精神仍旧鲜活——在送别陈先生之际，瞻望遗容，凝望遗像，我忽然想到这样的话。

陈先生若听到我的心声，必为哂然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