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台湾云门舞集时隔4年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由舞团新任掌门人、艺术总监郑宗龙全新创作的《霞》，以旺盛的年轻气息、创新性的舞台表现力，向观众展现了“后云门时代”新鲜绚烂的艺术创作力。

“云门的东方根基不会变。”作为云门舞集新一代掌门人，郑宗龙表示。

■跳中国人编 给中国人看的舞蹈

作为云门舞集的首任艺术总监，林怀民出身台湾一个书香家庭。14岁时，他已出版小说《蝉》《变形虹》，蜚声台湾文坛。中学毕业，他遂父亲的心愿，考入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后转学新闻，1970年进入美国爱荷华大学学习新闻与文学。那时，玛莎·葛兰姆、莫斯·坎宁汉等现代舞大师都在纽约开办舞蹈教室。受风潮影响，林怀民业余时间也跑到舞蹈系选修现代舞。那年他23岁，身体早已定型。为了练习肢体，即使乘坐地铁和巴士时，他也从不双脚站立，总有一条腿挂在杆子上。

1973年，林怀民和一群朋友组建了台湾第一个当代舞蹈团体——云门舞集。云门是传说中国最古老的舞蹈，存在于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有“黄帝时，大容作云门”之说。为舞团取名“云门”，林怀民便树起“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的文化旗帜。上世纪70年代是台湾工商业发展、经济起飞的年代，新鲜的文化思潮也相应涌现。云门创立后，金士杰的兰陵剧坊、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优人神鼓等文艺团体都相继成立。但与此同时，台湾社会依然存在对艺术家的刻板印象，认为“跳舞的都不正经”。为了跳舞，第一代云门舞者中，三分之二都与家庭决裂。

1973年至1988年的15年间，云门先后创作出《白蛇传》《薪传》《红楼梦》等作品，以先锋的人文观念和文化自信，迅速吸引了台湾文化界的目光。《白蛇传》将玛莎·葛兰姆的现代舞观念与中国京剧动作结合。林怀民将京剧的甩发、旋子、乌龙绞柱等身段，和西方现代舞肢体动作交织在一起；以藤窝与竹帘、伞与折扇等道具，构建起颇具象征意味的极简舞台，展现了东方舞蹈的另一种可能性。

1983年的《红楼梦》，是云门作品的一个巅峰。林怀民抛开了戏剧性的故事叙述，以春夏秋冬四季交替的生命概念，喻示人生所经历的繁华与衰败。后来，林怀民将《红楼梦》的创作过程编写成《舞动红楼梦》。他写道：“在一个文化充分自信的国度，传统是当代的一部分。传统涵括了民族的敏感和智慧，如何丰富我们的想象，进而用当代的眼光重新诠释古老的素材，丰富今天的文化，才是正确的课题。”

2001年到2005年，林怀民从传统书法中获取灵感，创作了《行草》三部曲。三部曲以身体为笔，意念为导，融合了书法、太极和拳术动作，将传统文化元素转化成当代舞蹈语言。在肢体上，舞者们彻底突破了西方舞蹈语汇体系，将常用的由芭蕾舞而来的纵向线条，转化为更符合中国人形体特征的横向语言，因此，《行草》和《行草2》中很多动作，都是蹲着完成的。《行草》在欧美巡演时，被誉为“代表21世纪的舞蹈”，“21世纪的青年用身体和传统对话”。

在此期间，云门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舞者训练体系，舞者们不仅需要练习芭蕾和现代舞，还要练习京剧、太极、静坐、拳术、书法。林怀民认为，“动作不过是舞蹈的媒介，最终是做动作的那个人的某种气质打动观众。40多年来，我编创的90部作品，核心都在表现人、人的状态、人的处境。”他说：“我们的演出，最重要的不是叙事性、抒情式的，甚至不是视觉性的，而是学会怎么感染观众，怎么和观众交换能量。观众看不懂没关系，获得感动就够了。”

■传统根基不会改变

“云门的东方根基不会变。”作为云门舞集新一代掌门人，郑宗龙虽然和林怀民成长环境不同，他成长在台北艋舺市井街头，幼年时曾摆摊叫卖，但回溯其舞蹈职业生涯，他对舞蹈艺术观念的形成，全然在云门舞集。

8岁时因“好动”而开始学舞的他，从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毕业后，加入云门舞集。进团第一堂课是站桩，一站就是一个半小时。在云门舞集跳了4年舞，那些传统的身体训练，早已如郑宗龙所言，“融入了肌肉记忆”。

但早前郑宗龙因脊椎受伤，体内植入两颗钢钉，面对高强度的舞蹈训练和演出，他需要每周多次看中医、做复健。最终因为伤势，郑宗龙不得不告别舞者身份。为了维持生计，郑宗龙开始接各种商演，收入很不稳定，最潦倒时甚至只能靠几百块钱（新台币）度日。就在这时，林怀民请他给自己做司机。“林老师在车上会听古典音乐，如果去看演出多一张票，他也会带上我，我跟着他一起看戏、观舞。他常常去书店，还会推荐几本书给我。”郑宗龙说。

在林怀民的引领下，郑宗龙开始与更广袤的世界发生关联。郑宗龙说，“不管是古典音乐，还是西方经典文学，都开始一点点进入我的生活。从那时到现在，我一样会听巴赫、马勒、德彪西、肖邦。在人生早期，我听到音乐就想要跳舞，到后来，我听到音乐就在编舞。”

林怀民创排的舞作从传统中汲取养分，有着浓厚的人文底色，郑宗龙则善于以个体经验为创作灵感，作品交织街头张力与人生百态。

“目前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创作。”郑宗龙说，接棒以来，他每年推出一部作品。“几乎一个作品还没完成就开始想下一个作品，一直在创作。”

此次云门舞集带来的《霞》，选用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与林怀民编创的经典舞作《水月》配乐相同，遥相对话。细听会发现，有别于传统的弦乐演绎，郑宗龙采用由日本音乐家改编的萨克斯版本，4把萨克斯在地下采石场、矿坑、仓库以及意大利宫殿等场所吹奏，伴随着轻重缓急不同的呼吸，引领观众步入空灵宽广的世界。

“以往的创作，都始自我天马行空的想象，但这次我把创作一起交给了舞者。”郑宗龙介绍，疫情期间，舞者们只能通过线上视频“云”排练，这让他见识到每个舞者在家中不同的样子和舞者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从前惯于从自我经历中挖掘素材的他，这次将26名舞者独特的生命故事转化为不同舞段，也成就了云门舞集的首次集体创作。

这些故事里有美丽的回忆，也有孤独的片刻。舞者们的服装各不相同，既彰显了个人特质，又传递着不同的情绪。为了更充分展现舞者个人故事，郑宗龙还为他们准备了绘画课，并将画作转化为舞台影像，以交错的投影图样和线条，呼应舞者肢体呈现的喜怒悲欣。“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像一道光，照亮我们的舞者，也照亮所有观众，生发出更多五彩斑斓的《霞》。”郑宗龙说。

“我从未见过云门如此轻快，如此多彩。”林怀民在退休之际便提到，他不喜欢云门舞集成为“博物馆式的舞团”，只演出他自己的作品。看过《霞》演出后，林怀民更加笃定：“退休了就交给年轻人，让世界重来一次。云门可以有青春的感觉，可以游戏，更可以跟这个时代呼应。”

■两岸文化互融互鉴的使者

2009年云门舞集以《行草》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此后的10年间，云门舞集几乎每年都会来到国家大剧院。如此密集到访，让林怀民感觉“好像跟大陆‘80后’‘90后’的观众一起在成长”。

郑宗龙则一直是在两岸交流互动中收获创作的灵感。“一次我去云南旅行时，看到一位身着民族服饰的老人，正在用一款当时很潮的智能手机，那一刻我就觉得，传统跟现代可以这样连接，在艺术表现中也可以这样连接。”

他说自己一直通过网络关注着大陆的舞台艺术发展，像近两年大陆同行创作的舞台剧《只此青绿》《红楼梦》，都很有创新力。“在台湾看到朋友刷小红书时，我也会凑过去看看，感受下现在大陆年轻人生活的多样多彩。”

2019年，作为两岸的两支当代先锋艺术力量，云门舞集与北京陶身体剧场曾有过一次亲密合作。舞剧《交换作》由三部作品构成，林怀民编创《秋水》，郑宗龙编创《乘法》，陶身体剧场艺术总监陶冶编创《12》。

这台剧的创作灵感正来源于一对两岸青年艺术家的“一见如故”。“在台湾淡水，我和陶冶一见面，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一个上午我们谈论了很多，相见恨晚。陶冶说，不如你给我们陶身体剧场编一支舞吧，我说，那你也给云门舞集创编一支吧。”于是，一场对话，促成了一台成为两岸舞界佳话的作品。

“如何从两岸年轻人的角度来理解传统元素，进而去创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也会带着云门舞集的全体舞者一起寻找答案。”

今年，郑宗龙47岁，与舞团内最资深的舞者同龄。但，不管是作为舞团领军人的他，还是云门舞团本身，正青春，观众期待着随着他们一起起舞，探寻未来的无限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