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袁瑾

主讲人简介：

袁瑾，政协第十二届杭州市委员会委员，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集中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媒介与文化遗产的再书写等领域。兼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辑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学术专委会副主任等。迄今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6项，杭州市厅级及横向合作课题20余项。出版《消寒图》《地域民间信仰与乡民艺术》《二十四节气在江南》《江南网船会》《浙江通志·民俗卷》等专著20余部，各级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编者的话：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不仅是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日子，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等中华文明理念，也承载着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全人类共同价值。2023年12月22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在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本期讲坛邀请杭州市政协委员、非遗保护与传承研究专家袁瑾为读者导赏春节、春联与年画，共同庆贺美好节日。

一元复始万象新的岁首——春节

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是以辞旧迎新、祈福辟邪、亲朋团圆、饮食娱乐为一体的民俗大节，是中华民族文化样貌、观念和情感的集中呈现。2006年，春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2023年12月22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机构假日。春节成为联合国机构假日，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力和影响力，也体现了联合国提倡的多元、包容的文化价值理念。

春节，作为岁首新年已经走过了三千多年的历程，她年复一年地为人们提供庆祝与欢乐的机会，古老而充满活力。春节在上古时代被称为“岁首”“正旦”“元日”等。它的产生与古时候人们对“年”的周期性感知与时间意识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尔雅·释天》云：“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晋朝人郭璞在注中解释说：“取岁星行一次，取四时一终，取禾一熟，取物终更始。”可见，夏商周三代以前，“年”的概念就已经为人们所掌握了，在认知上则综合了星象、物候与农事的多种因素，以确定岁年周期。“岁”的本义指“岁星”（即木星），古人观天象星宿而定时间，岁星运行一周大约需要十二年，一周天分为十二分，岁星每行一分为一岁，计作一年。“年”本义指农作物的丰收，甲骨文中的“年”字便是一人背禾的形象，用以指收成。《说文》中也有：“年，谷熟也。”谷物一年一熟，周而复始，给人以温饱的喜悦，于是谷物成熟一次便被定为一年。早期文明中，古人将作物的丰收归功于自然的赐予，人们在丰收以后要举行一系列祭祀活动，报祭天地、缅怀先祖，驱邪攘灾、祈岁纳福，其中也蕴含了祗敬感德、礼乐文明的种子。商人重祭祀，便以“祀”称年。周人以农业立国，形成了将农作物丰收作为年度时间周期标志的计时传统，称为“年”。《诗经·豳风·七月》记载了丰收之后周人欢庆的场景，诗云：“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彼时的欢庆热闹、饮酒祝颂与当下的节庆在喜悦的情感上亦别无二致。这种每年一度的丰收劳动、祭祀庆祝活动将自然时间分成了不同的段落，并给予人们更新、喜悦、企盼的情感体验，于是“岁”“年”等逐渐成为特定的年度周期的时间标记。

在悠久的中华文明史上，以春节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不断地自我更新，在保持历史形态绵延不断的同时，亦体现了其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协调发展。最初，年节的具体时间并不是固定的。周人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之月，因此在十月末十一月初过年。秦代至汉中期前，岁首在夏历十月，十月初一为新年。汉朝中期以后，岁首确定在正月初一，称为正月旦、正旦、正日。此后历法不断修正变化，但正月岁首的时间不再变化，年节也就固定下来了。随着时间的固定，庆祝活动也日益隆重。《史记·天官书》中说：“正月旦，王者岁首。”汉代，正月旦皇家要举行隆重的朝会以示庆祝，大殿之上礼乐齐鸣，百戏腾跃，鱼龙曼延。在朝廷的影响下，“王者岁首”逐渐成为民间大节，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了东汉时普通百姓于正日的祭祀仪式和庆祝活动。百姓阖家齐聚，祭祀祖先、礼敬尊长，拜谒恭贺亲族与邻里。到了魏晋南北朝，除了朝廷大典外，普通人家的庆贺活动更具世俗化与娱乐性。从唐代开始春节成为了享有政府法定假日的佳节。此日人们阖家团聚、设宴欢庆。有一年白居易在江南与家人一起团圆过节，倍感亲情的温暖，便赋诗曰：“弟妹妻孥小侄甥，娇痴弄我助欢情。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形骸潦倒虽堪叹，骨肉团圆亦可荣。犹有夸张少年处，笑呼张丈唤殷兄。”宋元明清各代，春节的各种节俗进一步稳定下来。帝王的正旦朝会作为国家重要典礼，场面宏大、壮观。士民之家沿袭前代，祭神祀祖，阖家团拜后，出门拜年贺节。及至当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岁首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五湖四海共贺新春成为中华文明的显著标识，同时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和文化认同。

每到春节来临，全国各地，舞龙舞狮歌舞游行，还有春联纳福、吃团圆饭、包饺子、剪纸、民乐表演等各类拜年祝福活动异彩纷呈。民间有俗语云：“二十八，贴花花。”贴花花，包括春联、年画、福字、窗花等等。在它们的装点下，平日里习以为常的房屋居所立时便充满了红红火火的节日气氛。

标新纳福的美好意蕴——春联

春联又称“春贴”“门对”，它不仅是春节重要而喜庆的节俗活动，同时也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学样式之一，集诗词、书法等各种门类艺术于一体。春联，讲究寓意吉祥、对仗工整。通常分上下二联，写于红纸上，贴在门户两边，讲究平仄押韵、结构对称、对仗工整。春联有上下联之分，一般以句末字音判断，仄音为上联，贴于左边，平音为下联，贴于门框右边，门楣有横批。对联内容多为求吉祈祥之语，如“爆竹声中一岁除，桃符万户迎新年”“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春归大地人间暖，福降神州喜临门”等等。横批一般为四字吉祥语，如“国泰民安”“紫气东来”“喜迎新春”“四季长安”等等。新岁之初，人们将它贴在门口作为装饰物，寄寓了标新纳福的美好意蕴。

春联的历史蕴含着中华传统吉祥文化的独特韵味，亦折射出民众对国泰民安、美好生活的憧憬。关于春联的起源说法很多，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起源于桃符。宋代以前人们在门户上方钉桃木板，悬挂桃符，书写辟邪祈福的吉祥语。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名。神荼、郁垒是两兄弟，传说住在度塑山的大桃树上，专门负责捉拿人间的妖魔鬼怪。旧时俗信以为桃木为仙木，为百鬼所畏，刻上神名，更具震撼力。到了宋代，在桃木板上写对联，已经相当普遍了。王安石《元日》脍炙人口：“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描绘了除夕之日，家家户户挂桃符（即今春联）的盛况。

后来人们期待表达的美好祝福越来越多，在桃符上刻的字也越来越长，渐渐地愈发讲究对仗工整了。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中保留了十二副在岁日、立春日所写的对仗文字，与后世的春联十分相似。其中第一副为“三阳始布，四序初开”，据载为唐人刘丘子作于开元十一年（723年）。《宋史·蜀世家》记述了五代后蜀主孟昶写春联的轶事。孟昶令学士辛寅逊在桃木板上题写，但又总觉得其所题写的内容不够工整，于是亲自提笔写道：“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此联用语雅洁，意蕴喜庆。后世通常认为正是孟昶开创了春联这一雅俗共赏的独特文体。

不过桃符真正被称为“春联”还是明代的事儿。据明人陈云瞻《簪云楼杂话》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今南京），除夕前勿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副，帝微行出观。”明太祖朱元璋不仅自己亲笔为臣子们题赠春联，还传旨要求公卿百官、士民百姓家家户户于除夕夜张贴春联。相传除夕夜朱元璋微服出巡，见一户人家没有贴春联，便上前询问。原来此人是一个不识字的阉猪佬，朱元璋一时兴起挥笔写下：“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下是非根。”此虽为传说，但亦可见当时联语的内容所涉已经相当广泛了。明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记载了另一个发生在苏州的除夕夜对春联的故事。苏州人夏愈为吏部小官，生活清贫。除夕夜邀请同乡学士钱溥和朋友沈粲来家中小聚。按照习俗“当作一春联”，于是沈粲写道：“座上无毡，且喜心安身内乐”，夏愈有感于家中境遇脱口而出：“门前有粟，谁怜眼饱肚中饥。”钱溥闻言过了两日便送来60石米。可见，除夕夜写春联已成为当时重要的习俗了。

福满人间的美好祝愿——年画

年画，俗称“喜画”，和春联一样也与古代桃符有关。先秦时人们就开始用桃木刻成人偶，汉代县官多在腊日或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以抵御邪祟的进入。此时也出现了神荼、郁垒的人形图像，人们将之贴于门户上，便是最早的门神年画了。后代，门神逐渐增加，又有了钟馗、秦叔宝、尉迟敬德等，比如“钟馗捉鬼”便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年画题材。传说中钟馗是极有正义感的鬼王。相传唐开元年间，唐玄宗患疟疾近月余不愈，医生们束手无策。一夜，唐玄宗忽然梦到小鬼于殿中乱窜，一个头戴帽子、身穿蓝色衣裳、脚蹬短靴的大鬼出手擒住了小鬼，并奏呈自己是武举不中之人，死后仍要尽忠。唐玄宗一梦醒来，疫病痊愈。于是诏吴道子据梦中所见画了一幅《钟馗捉鬼图》，并下诏敕封钟馗为鬼王。至于秦叔宝、尉迟敬德都是唐代开国功臣，他们成为门神既是因为两人震慑人鬼的盖世武功和英名，也有普通百姓对他们的敬仰。如今，人们多在单扇门户上贴钟馗，双扇门上贴秦叔宝、尉迟敬德。

北宋时商业繁荣，雕版印刷技术日渐成熟，民间新年节庆活动更加丰富，木刻年画蔚然成风。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记载宋代皇帝命画工将钟馗像刻版印刷，在岁除夜宴上赐予宫内诸人。两宋时期的汴京（今河南开封）和临安（今浙江杭州）岁末市场上都有木刻年画印卖。年画的题材也从门神画进一步扩大，如风俗、戏曲、娃娃、仕女等如今常见的年画类型陆续出现。《东京梦华录》卷十记载了当时开封的年节市场：“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其中门神、钟馗、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等就是当时典型的年画题材。开封附近的朱仙镇、江苏苏州的桃花坞、四川的绵竹、山东的潍坊、天津的杨柳青、河北的武强等地都是近世以来著名的年画产地。传统年画题材广泛，以喜庆吉祥为共同主题，比如鲤鱼跳龙门、金玉满堂、岁寒三友、福禄寿、天官赐福、招财进宝、文武财神、摇钱树、龙凤呈祥、天仙送子等等。不少年画取材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常见的有哪吒闹海、空城计、秦琼卖马、西厢记、三娘教子、盗仙草、铡美案、老鼠娶亲、钟馗嫁妹、文姬归汉、梁祝化蝶、魁星点斗、刘海戏金蟾等，图画生动、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很受欢迎。还有风俗类的年画如春耕图、丰年图等，都表现丰衣足食的美好场景。过年时，人们喜爱在室内贴年画，户上贴门神，屋里屋外、各个角落，贴得红红火火、花花绿绿，以祝愿新年吉庆，驱凶迎祥。

新年将至，万物更始，一切企盼都凝聚在一个“福”字中。福，在中国是美好的表达。“福”字在甲骨文的原型是双手举酒祭天，祈求生活美好。先民对天地保持礼敬之心，以酒献祭，求得人事顺遂。周代的金文“福”字，继续以酒祭天，“敬天保民”是成为传统的政治伦理。到秦汉时期的篆、隶书体中，“福”字形态已经脱离酒器，但依然具有福佑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福”是对一切幸福生活的总称，我们常说“福满乾坤”“福满人间”“福如东海”“福寿双全”，沾了“福”字，就愉悦平安、幸运绵延。甚至在《尚书》时代就有了“五福”的训诫，所谓“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尚书·洪范》），即是寿命长，财用足，身心健康，德行美好、最后归宿圆满。“五福临门”象征的是家户幸福美满、人生圆融安足。新春佳节，大红福字是千门万户的装饰，福至门前、福到家内。此时无论身在何处、境遇如何，每个人心中充满了对未来幸福生活、春天的向往与期待。

关于贴“福”的来历有个古老的传说。相传西周时期姜子牙封神时，他的老婆姬氏（也有说叶氏、马氏的）也赶来讨封。这个姬氏，当年嫌贫爱富，离姜子牙而去，此时又来抢功，惹得姜子牙很是不高兴。于是他便封了个“穷神”，并告诉她不得到有“福”人家家里去。封穷神正是旧岁除夕，百姓们得知此事后，纷纷在自家门上贴上“福”字，以驱赶穷神。从此，贴“福”世代相传的年俗了。传说不足为信，只为增添过年的喜庆气氛。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则以文字形式记载了当时临安人新春贴吉祥字于门户上的情形：“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岁之安。”关于这里的“春牌”，南宋周必大的《玉堂杂记》透露了一些信息：“除日，更春帖、柱联、门额，于堂轩楣枋贴福禄寿、一财二喜等字。”可见，南宋时就出现了于斗方中题写福、禄、寿、财、喜等吉祥字，并贴于门户、廊柱上，以祈求吉祥顺利，福运来临。

民间俗语“年二十八，家家写大字”，及至今日“福”字仍多为手写。写福字、送春联作为韵味传统的新春活动，颇受各界人士欢迎。人们还将“福”字融入各种精描细作的图案中。一个个字体敦实的“福字”写在大红色的斗方纸上，四周还有云锦纹、双龙、寿桃、万年青、牡丹花等吉祥图案喜庆的意味更加浓郁。

春联、年画还有“福”字，承载着民众于万象更新的岁首，企盼新一年平安顺利、事业有成、家庭和睦的朴素生活愿望与深厚情感。春节文化也浓缩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美学观念与精神信仰。随着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不同文化背景和肤色的人开始认同春节，分享年味儿。此刻，春节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平台，同时也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等中华文明理念，承载着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全人类共同价值。

而今，卯兔追冬去，辰龙迎春来！龙，相传为鳞虫之长，与凤凰、麒麟等并列为祥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尊崇，在十二生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岁首遇祥龙，正是春光骀荡、国步龙腾、福满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