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2024年要加快补齐儿科、老年医学、精神卫生、医疗护理等服务短板。在老年医学的服务短板中，老年痴呆的防控短板需给予更多重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内科主任刘梅林告诉记者，今年全国两会，她继续为老龄人口的健康建言献策。

我国的老年痴呆发病率逐年上升

刘梅林介绍，并非所有表现为痴呆的患者都是阿尔茨海默病。判断老年人是否罹患阿尔茨海默病，需要依赖特定的诊断手段。当老年人出现记忆力减退等痴呆早期典型症状，还需要考虑是不是由其他疾病诱发，比如血管性痴呆。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对于血管性痴呆，及时诊断，改善缺血可能减轻或缓解患者症状。

我国的老年痴呆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痴呆患者已达到1500万以上。不仅如此，在我国居民的主要死因顺位中，老年痴呆已经从1990年的第10位上升至2019年的第5位，仅次于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慢阻肺等重大慢病。

“老年痴呆会导致患者认知能力和生活能力的进行性下降，最终生活不能自理、各项身体机能进入全面衰退状态。这不仅直接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更因患者对家属的依附逐渐加重、较高的照护需求及医疗费用，极大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照护负担和精神负担。”刘梅林介绍，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老年痴呆人数会快速增长，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程度不断加重，不仅成为严重危害健康的主要原因，也将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因而需要更加科学的防控策略来干预。

事实上，面对严峻的防控形势，近年来，国家政策也在老年痴呆防控方面持续加码。

比如，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了《探索老年痴呆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阿尔茨海默病的诊疗规范》等文件；2021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开展老年人失能（失智）预防干预试点工作的通知》，在13个省（市、区）开展老年人失能（失智）预防干预试点工作，并编制了《老年人失能（失智）预防干预试点技术方案》；2022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教育部、科技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的防治内容；2023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又发布了《关于开展老年痴呆防治促进行动（2023-2025年）的通知》。

仅靠部门行动难以实现老年痴呆防控的目标

“上述政策的密集出台，显示出政府在老年痴呆防控问题上的决心并付诸行动。但是，要实现老年痴呆的系统、有效防控，仅靠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这些政策还不够。”刘梅林强调。

因为，老年痴呆的防控涉及多个环节——对于患者和家庭，需要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对疾病的认知、诊治率和治疗依从性；对于医疗卫生机构，需要提高预防和诊治能力，规范诊疗和照护，建立筛查机制，早发现，早干预；对于诊疗技术、药物研发，需要政策激励，以加快药品的审评审批，提高诊断技术和药物的可及性；对于患者的保障体系而言，需要将诊治措施纳入医保，将医疗照护服务纳入长护保险，减轻患者负担。此外，还需要在社会层面建设患者友好型社会，提供相关社区服务、长护服务、医养结合服务等。

“也就是说，老年痴呆防控的全周期、全过程，需要的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行动，这些行动涉及多个政府部门，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并在国家层面形成社会合力。”刘梅林介绍，由于我国缺少针对老年痴呆防控的顶层设计，导致老年痴呆防控的政策框架和体系不完善，目前防控工作仍停留在1-2个部门层面，政策的战略性、系统性以及落实效力不强，尚需建立部门间、政策间的协调和联动机制以及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以形成老年痴呆防控多部门、多机构、多层面和全社会协同共治的格局。

如何打破这种局限在1-2个部门层面的防控格局？刘梅林认为，应将老年痴呆防控作为国家战略来推动实施，同时制定中国老年痴呆防控规划（2025-2045）。

“在规划中，应明确防控目标、原则、主要任务、行动规划、专项行动和工程等。同时，还应该明确老年痴呆防控的组织体系、决策平台、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以及全链条政策体系，建立部门间、政策间的协调机制和联动机制，全社会参与的动员和激励机制，以及政策落实和监督机制。”在刘梅林看来，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将老年痴呆防控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行动，可建立起系统、有序、有力、有效老年痴呆防控网络，最终实现防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