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文化中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阐释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与考古发现研究“互证”，黄帝时代始于距今5000年左右，而中国的“史圣”司马迁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第一部“国史”《史记》中，就把距今约5000年的“黄帝”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国君”，也就是说“中华5000年文明史”始于“黄帝时代”。这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得出的结论：“该工程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是一致的。随着中华文明史的发展，“黄帝文化”也在不断丰富。其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成为“结伴同行”的中华文明史一大特色。

黄帝文化的“连续性”主要表现在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与相关考古发现，实证了5000年来“黄帝”作为“中国”的“缔造者”被中国历代“王国”“王朝”等不同形式的国家政体（王国、王朝及国家）所承认，因此“黄帝”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国父”，也就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人文始祖”，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国家时代”，并从王国时代的“夏商周”到“帝国时代”的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与宋金元明清诸王朝……这就是“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的国家历史“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一直延续至今，就是因为中华民族随着历史发展所具有的不断“创新性”。尽管中华文明是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但是我们“多民族”是“一家人”，这就是“黄帝文化”之于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与“血缘基础”。如，从秦汉时代祭祀黄帝平台的“畤”；到唐玄宗在唐长安城建帝王庙，祭祀五帝及其他帝王；明代又恢复了都城之中置帝王庙祭祀黄帝及历代帝王；清代北京城的帝王庙已经发展为国家宗庙，其包括了对黄帝等五帝与历代王朝帝王的祭祀。上述历代王朝，不论是中华民族的哪一个民族作为国家统治者，他们都将对黄帝的祭祀，作为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

就血缘而言，黄帝作为“人文始祖”，他既是“中国国父”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中华文明的国家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不是像西方的古代国家的单一民族的“城邦国家”，中国各民族只要有“能力”“条件”与时代及国家需要，都可以成为国家的帝王，而且他们都可以成为“帝王庙”的“成员”，这就是“黄帝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的具体物化载体。

关于黄帝文化，中国百年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共同实证了其久远历史与内涵，尤其是百年中国考古在黄帝故里“大嵩山”地区取得的考古成果，“河洛古国”、登封夏代都邑的“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城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殷墟”与“洹北商城”遗址等考古发现，其后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以黄河流域中游为核心地区形成的“黄帝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为后世传承至今，形成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史！

中国百年考古发现古代“国家文化”的都城遗址、帝王陵墓、长城、大运河等国家工程及出土简牍、铭文等文字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从不同方面已经佐证了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帝“故里”已经形成了“文明”（早期“国家”），如近年在郑州地区考古发现的“河洛古国”及上述夏代早中晚的都邑遗址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城址”，以及商代“郑州商城城址”“偃师商城遗址”等夏商都城遗址。在中原地区形成的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历史，其中有4200年左右，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均在黄河流域中游，此即中华文明形成伊始在黄帝故里之地的“三河地区”，《史记·货殖列传》又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这是中华文明形成之初都城选址于“国家之中”的佐证。这种国家都城居中的理念，是中华文明与黄帝文化“包容性”之下的“凝聚力”的表现，这又是国家历史“连续性”与“统一性”的保证。

黄帝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以“国家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黄帝文化”，几乎与中华5000年文明同时产生，此后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使“黄帝文化”之中的“黄帝祭祀”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的重要“政治内涵”。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以“黄帝祭祀”为国家重要政治活动，历代赓续，而且越来越受到中国历代政治家的高度重视，“黄帝祭祀”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重要“保证”。当代我们进行的一年一度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与“黄帝陵祭祀”，就是弘扬与传承“黄帝文化”，它也是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致的，其当代的共同基础与核心就是“国家认同”。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