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成功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展开，引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进新时代。
这里，我们根据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本身有两种，即人类的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生产率愈不发展，单位劳动产品的数量、社会的财富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
我们认为，距今一万年前后，伴随着农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自身生产由族内婚向族外婚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形成，而国家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后到了工业革命，以及后工业革命，包括早些时候的前农业革命在内，大体上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四个不同发展时期。
具体来说，其中前5000年，可以作为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80世纪到公元前30世纪，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奠基阶段，相当于三皇时期；相对而言，后5000年之中的前3000年，可以作为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相当于五帝时代、夏商周三代包括春秋战国在内；而后的2000年，可以作为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发展阶段，相当于秦汉至辛亥革命；余者100多年，可以作为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1911年至今，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转折阶段。
显然，我们探讨黄帝或者说黄帝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换言之，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从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前221年，即从五帝时代到三王时代，前后约有3000年的历史。其间的五帝时代是三王时代的前奏，三王时代是五帝时代的发展，若作具体的划分，我们似乎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黄帝、颛顼、帝喾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发轫期；
第二个时期：尧、舜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期；
第三个时期：夏商周三代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鼎盛期；
第四个时期：春秋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衰落期；
第五个时期：战国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转变期；
当年，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尚书》独载尧以来，司马迁著《史记》，则以《五帝本纪》为书首，历经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五帝，由于他们的取舍不同，往往导致我们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其实，诚如太史公司马迁所言：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司马迁正是秉承孔子的历史观，足迹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得出“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并且，细观《春秋》《国语》之书，阐发《五帝德》《帝系姓》之章，得出“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所以，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尚书》以《尧典》为开篇，司马迁著《史记·五帝本纪》，《五帝本纪》则以《黄帝本纪》为首章，它们本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发轫和发展两个不同历史阶段。
我们探讨唐尧文化内涵，不妨翻开《尚书·尧典》篇，按照《书序》的说法，“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它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制定历法，“敬授人时”；第二个方面，选贤任能，“将逊于位”。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分析，制定历法，“敬授人时”，可谓人类社会生产方面；选贤任能，“将逊于位”，可谓人类自身生产方面，两种生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完全可以反映唐尧文化的内涵。
我们探讨黄帝文化内涵，不妨翻开《国语·鲁语上》篇，其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礼记·祭法》篇又引作“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孔颖达在注疏时认为“公刘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财用不乏，故引黄帝之事，以言之。”即“明民者，谓垂衣裳，便贵贱分明，得其所也；共财者，谓山泽不障，教民取百物以自赡也迺”，这当是“诗人歌乐思其德”之“德”的缘故。
由此看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明民”与“共财”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明民”应属于政治方面的变革，“共财”应属于经济方面的变革，政治方面的变革为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经济方面的变革又为政治的进步奠定了基础，所以，政治方面的变革与经济方面的变革交互作用，催生了新兴的国家政权，从而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明发展模式，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
新郑地处中华文明腹心地带，作为黄帝故都，先秦以来文献多有记载，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再迁之有熊”，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近年具茨山岩画的重大发现，距今3000年到8000年，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我们可以看到具茨山的岩画，以及在裴李岗文化里面看到的公元前6000多年的刻画符号，这个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有重大关系。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昭示着中华文明“初曙”。
（作者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