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大学马岗顶的南侧，有一栋红砖绿瓦的二层小楼，周边是绿色的草坪，一条白色的便道从小楼延伸向南。这座建成于1911年的小楼，是岭南大学时期麻金墨夫人为纪念其丈夫而捐建，原本叫麻金墨屋，曾经入住过多位教授大师，例如戏曲理论泰斗王季思先生，古文字学泰斗容庚先生、商承祚先生等等。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20年，楼上二层就成了陈寅恪先生的居所。小楼和周边的怀士堂、黑石屋、马丁堂等等许多民国建筑，一起构成了大学最独特的气质印象。而今天，这些中西合璧的建筑以及其间居住过的学术大家，成了中山大学的精神和灵魂所在。
我去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计算机、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在高校里颇为热门。颇为特别的是，历史、文学、哲学三个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老学科，在中山大学却一直被学生热情关注，实用之学和人文之学并重，这应该是这所综合性大学的优势特色。我在本科学习的是文献信息学，因为最喜文史，不但辅修中文系的骨干课程，而且主动到历史系、哲学系去听课。今天想来，有一些人文学科的讲座印象尤为深刻，让我因为其内容而有了可以称得上是安身立命的学术坚守。
印象较深的是姜伯勤先生雨夜讲解贡布里希，渗透着他对前辈、同行学术的礼赞与体悟，这场讲座不但让我毅然选择西去敦煌，在敦煌研究院进行两个月的毕业实习，而且也让我在文献学、文学的基础上，对艺术史学充满极大憧憬。当时应该正是深春的回南天，本来就是空气渗水的潮湿状态，加上当天还下着雨，在讲座开始时，可以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里，听众散坐在各处，人数远远少于平时。不过，姜先生并不在意，他把自己带来的好几部关于美术史的著作放在讲桌上，一一介绍。尤其是他捧着范景中先生编选的《艺术与人文科学》一书，很深情地说：没有范先生的这部成果，就没有自己的学术转向。我坐得靠前，能够看到他眼里泛着泪花，他反复摩挲着这部著作，语言似乎也并不连贯，好像一个孩子为自己认定的道理而不断地强调着。那个讲座所涉及的敦煌、宗教、历史、图像等等概念，虽然对于很多的同学是陌生的，但是姜先生的热情、执着以及他在讲座中的深刻、睿智，似乎有一种巨大的魔力，真正地折服了在座的听众。讲座一直延续到管理员要准备关门的时候，应该属于严重拖堂，但是让我倍感意外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听众都聚集到了中间的桌椅，都团拢在了姜先生的讲座前方，大家凝神聚气地静静听着，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这次讲座以后，我们很多人的书桌上都有了贡布里希的著作。
在中山大学读书的10年里，图书馆古籍部是我每日常驻的地方，在很长时间里，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是始终不还库的。《元白诗笺证稿》最早的版本应该是50年代在中山大学的印本，这是陈先生授课时的底本，其装帧完全是传统线装。因为喜欢这部书的排版，每到古籍部，除了填单索取需要的资料外，这部书总要被提出来，放在笔记本的最前方，当查阅古籍困累之际，转而捧读品赏，正好舒缓紧张，改换思维。正因如此，在研究生期间的古代文学课程上，当老师针对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进行讨论，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方法提出一些批评时，我竟然把对《元白诗笺证稿》的赏读心得一股脑地说出来，仿佛在维护自己的学术思考一般。那个时候，陈寅恪先生的著述一本本地、一篇篇地读下去，虽然有很多太过专业，例如他的“以诗证史”对于我这个压根没研究过声韵格律的人，读起来总是马马虎虎，但我依然一字字地看过去，试图寻找自己能够读通的一点契机。
很有趣的一件事是，我在一位师兄的书架上，看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的《元白诗笺证稿》。师兄很有学问，也爱藏书，架上图书崭新如初。每到他的宿舍，我总会抽出《元白诗笺证稿》，他随之再拿回去，放入书架，并且说：知道你喜欢，但别打它的主意。于是我和他的话题就常常涉及这部书，因书而讨论，大约是我常读的缘故，最终在讨论中占了上风，然后我会抛出一句话：下次要是讨论不过，这书你就没资格保存了。如此多次，禁不住软磨硬泡，师兄最后高兴地把书送给了我。我至今对夺人所爱有些惭愧，但是看到这部书在我多次品读后，依然崭新如一，我觉得对得住师兄的馈赠。当然，我们心中的学术理想因为一部书，反而变得更加坚定。
提到名家讲座，还有一位先生也是永难忘记的，那就是蔡鸿生先生。蔡先生的讲座伴随着他优雅舒缓的语调，不时地让人感到诸多妙趣，潮州韵律的普通话极其精练地把历史隐秘生动地描述出来。蔡先生的讲座所充满的睿智与机趣，就像先生的形象：一副眼镜后泛着晶莹的明目；矮短的身材总蕴含着干练清癯；直直的短发率真自然，他的思想与他的形象都让人随时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直击题旨的深刻。在历史系的老师中，蔡鸿生先生与姜伯勤先生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一位理性，一位感性；一位幽默，一位冷峻；一位将学识智慧深深埋藏在稳健的身体，一位在盎然勃发的诗情中夹带着掩藏不住的敏锐。但是他们对于古代历史的发覆与阐释，却总是带来意想不到的解颐与会心。他们讲座结束后，可能会在此后的好多天，都会引起不同学科的同学之间的讨论。最早看到蔡先生的著作，就是那部薄薄的《尼姑谭》，之后又有《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等，文字精炼得像晒去了水分的果脯，但华彩的恰到好处更似带了滤镜后的至纯至净。尤其是先生精通俄文，他的《俄罗斯馆纪事》就是深谙中俄文献所作的代表力作。拜读其文，更服膺先生的低调沉潜，并且以此作为为人为学的榜样。
在中山大学听到的名家讲座是无法历数的，大量讲座的知识内容或许早已忘记，但是讲座老师视学术研究为身心皈依的状态却是最难忘的。例如中文系黄天骥先生讲解戏曲和诗文，极其精彩。虽然老师广普口音比较重一点，但是他的记忆超好，口才超好，诗文曲赋随口而出，精彩观点随时而出。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中山大学最著名的怀士堂进行诗文讲座，晚上的讲座结束后，我和几位同门同学陪着他回住所。从怀士堂到学校西区教师宿舍区的距离并不很长，黄老师依然沉浸在讲座的兴奋状态中，一路上对大家涉及的相关讨论和疑问，不断地作着回应。我扶着他的胳膊，隐隐能够感受到持续的颤动。我想老师谈笑风生、潇洒自如的讲座，当然是数十年学术积累之功所致，其实都与他严肃、郑重而精心的准备是密切相关的。怀士堂前就是中山先生题写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而怀士堂的石碑上还有商承祚先生手书中山先生的名言：“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这些训诫作为一种精神，首先就在老师们的言行和学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每每想到老师们和他们的讲座，中山大学的这种人文精神就会瞬间散溢出来，似乎在提醒着自己怎么做才是对的，才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所真正需要的。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