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双周协商座谈会。会场内，高密度的信息交流和智慧碰撞，不断扩展共识范围，也在深化人们对这个主题的认知。

国际化，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关键词之一。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过程，是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吸引力、产业核心竞争力、充分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要求，是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有力抓手。

正因国际化如此重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作为今年的重要经济工作内容，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长期报道中国经济过程中，我发现，国际化如此重要，在一些受访者、观察者眼中，它的内涵、外延却是模糊的，甚至经常会冒出一些疑问。当下，在贸易保护主义沉渣再起，某些西方大国把“脱钩断链”天天挂在嘴边，并且肆意使用经济制裁工具之际，对国际化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通常，人们认识一件事物，有两个基本方法。一是从内往外看，定义它“是什么”，构成要素是什么，内涵有哪些基本特征，等等。上学时，课本里提到的公理、定理都属于这个范畴。边界清晰，一目了然。另一个办法是从外往内看，用排除法，弄清它“不是什么”。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这个办法的使用范围都非常大。

作为一名经济观察者，我认为，从第二种方法的角度出发，我们要把国际化与同一化严格区分开。

有的朋友在谈论国际化时，可能会有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国际上有一套固成的、现成的标准，我们只要不断改变自己不适的部分，慢慢向它靠拢，最后完全吸收进来就成了。

其实，这个前提要打上个问号。国际化不是一个单向学习、吸引、转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奔赴”、多方规则融合的演进过程。

我讲个小故事。

大学选修课程时，同宿舍的老六选了一门国际法课程。以为很高大上，在我们面前炫耀了好几天。后来，随着学习深入，再也没有最初的心气了。因为他发现，国际法本质上不是一部法律，而是由各种国际条约、双边多边协议甚至国际合作备忘录构成的复杂文件体系。里边充满了大量的“但书”条款、例外规定、保留申明，甚至还有一些不体现在文本、但经济运行大量使用的惯例性规范。即便在国内法体系中最简单的法律适用问题，在国际法理论上都是基石性的存在。

从现实视角看，国际化正是依托国际法体系和国内法大厦而构建起来的经济运行过程。它不仅涉及国别关系，更牵涉一国经济体法律体系与市场化方向的匹配度问题。因此，我们的国际化之路，在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经济力量的同时，也注定要在规则设定方面实现深度参与，在中国经济的优势领域甚至要向主导规则制定的方向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