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地人社部门及妇联印发通知,鼓励用人单位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通过灵活、弹性就业的方式,拓展妇女就业空间。“妈妈岗”的设立,让许多有再就业意愿的全职妈妈找到了一条与社会链接的新路。
“妈妈岗”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妈妈们的生活?如何继续优化该举措,营造更好的生育环境?如何更好地保障“妈妈岗”的劳动权益?
▶▶▶育儿和就业不再是“单选题”
5月31日早上7点,北京市石景山区七星园小区,36岁的刘菲(化名)准时起床。
为女儿做好早餐后,她对着化妆镜涂上久未使用的口红,和女儿在幼儿园外吻别后,便匆匆赶往单位。
刘菲是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后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从事管理工作。6年前,她选择暂时告别职场,全身心陪伴孩子成长。
“今年9月孩子就要上小学了,我也开始留意工作机会。”刘菲告诉记者,“投了很多简历,但大多因为职场空白期而石沉大海。有回应的两家外企,也因为需要加班或者出差而放弃了。”
今年3月,刘菲通过社区活动接触到“妈妈岗”,“这些岗位工作虽然相对比较简单,但弹性强、机制活,育儿和就业不用再做‘单选题’,我觉得很合适。”
如今,刘菲已经在一家公司做文职工作。她口中的“妈妈岗”,即弹性岗位,采用柔性管理或弹性工作制,让育儿妇女实现上班带娃两不误。
“这份工作收入不算高,但朝九晚四的工作时间很有吸引力,而且离家也近,骑电动车15分钟就能到。”36岁重新进入职场,相较于薪酬和职业发展空间,工作时间的灵活性以及通勤时间成了刘菲考虑的“硬性”条件。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海鹰提交了《关于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全职妈妈”再就业的提案》。她在调研中发现,“‘全职妈妈’再就业需求旺盛。”
2023年9月至11月,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对北上广深一线城市40岁以下全职妈妈群体状况进行调研。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没有任何兼职的全职妈妈中,82.7%的人有再就业的打算,其中39.9%的人“希望能够灵活就业/兼职”。
记者了解到,广东、北京、浙江、湖北等多个省(区市)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近年来纷纷设置“妈妈岗”,为育儿女性提供就业机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包括‘全职妈妈’在内的群体需求和就业权益。”吴海鹰表示,在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支持“全职妈妈”再就业对消除生育顾虑、提高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全职妈妈”获得和保有财产权利、提升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保障。
“但由于适合全职妈妈的弹性工作岗位不足、招聘年龄限制(大多要求35岁以下)、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等原因,全职妈妈再就业仍然面临较大挑战。”吴海鹰说。
对于再就业路上的重重阻碍,刘菲深有感触。“找工作的过程感受到了职场竞争的激烈,我目前这个‘妈妈岗’当时有10多个人同时应聘。”刘菲说,“离开职场太久,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而且相比优秀的年轻人,我需要兼顾家庭,对工作效率要求更高。压力是不小,但现在每天都很充实。”
▶▶▶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
崔娟(化名)是一名“80后”,硕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4年前,为了“更好地陪伴孩子”,选择辞去了外企高管的职务。如今,孩子已经完全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她萌生了重回职场的念头。
“但一直没有太合适的。要兼顾母亲身份,就意味着就业面受限,需要经常加班或出差的工作不太可能了。”崔娟说,“时间自由的工作岗位,技术含量又普遍偏低,吸引力不大。现在主要是自己兼职做一些翻译类的工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崔娟回归职场的困境,不少高学历全职妈妈们也同样正在经历。吴海鹰在调研中发现,“在一线城市,由于保姆费用高、隔代教育力不从心等问题,高学历女性选择成为全职妈妈的现象更加突出。”
针对“全职妈妈”再就业困境,全国政协委员、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发现,“有的女性在生育前工作上投入很大、业绩特别好,可能已经是单位的部门主管、业务骨干、行家里手。但现在知识和技能迭代太快,在家时间越长,回归职场的难度就越大。而且她们即便返回职场后也要兼顾家庭,选择的空间也少了很多。”
谢文敏注意到,随着“妈妈岗”的大力推行,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除了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设置较少外,“妈妈岗”还普遍缺乏晋升通道,且岗位选择有限,不利于女性长期职业发展。
“让‘妈妈岗’做得更安心,政府政策支持很重要,多地正在进行有益的探索。”谢文敏介绍说,比如广东在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时明确提出,鼓励用人单位拿出部分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设置“妈妈岗”。中山市提出,对符合条件申报“妈妈岗”的用人单位,实行每人每月300元社会保险补贴和100元岗位补贴;用人单位可以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以每人每年78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相关税费。
“随着社会发展,‘妈妈岗’的设置应与时俱进,要鼓励企业提供多元选择,从解决‘有没有’走向‘好不好’,更好地满足妈妈们的多元需求。”谢文敏说。
▶▶▶为“妈妈们”提供更全面的保障与支持
看着女儿独自玩耍的小小身影,“再生一个,让孩子有个伴儿”的念头多次在刘菲脑海中一闪而过。“刚体验过重回职场的艰难,而且父母年纪也大了,再生一个谁来照顾?”刘菲有些无奈地说。
“‘妈妈岗’为全职妈妈们架起了美好家庭与社会价值之间的桥梁,让她们走出家庭、提升自信,这只是第一步。”采访中,委员们一致认为,设立“妈妈岗”是畅通育儿妇女就业渠道、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有力举措,但这仍然不够,需要进一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为“妈妈们”提供更全面的保障和支持。
“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一部分,推行‘妈妈岗’模式需要与普惠性托育服务等公共服务模式相结合。”吴海鹰认为,完善普惠托育服务有利于缓解家长照护压力,从而提升生育率。“要继续完善3岁以下婴幼儿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缩短全职妈妈脱岗、离职时间,为其尽快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支持。”吴海鹰说。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岳阳市桥西小学高级教师柳玲玲认为,社区作为连接家庭与社会的重要纽带,也是托幼服务落地的重要承接者,“应发挥社区就近的优势,推动社区托幼机构普惠化,发动社区中的退休老人、全职妈妈、志愿者群体等,为托育工作提供帮助。”
“建设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在社区高效集成提供养老和托育服务,是最经济的方式,可以统筹解决养老和托育两大难题,实现优质服务便利可及。”在柳玲玲看来,这可以有效减轻家庭照料负担,助力全职妈妈重返职场。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赵心竹所在的企业管理层,女性员工超过半数。近年来,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很多员工都选择生二孩、三孩。“她们中就有选择做全职妈妈两三年之后再重回职场的。”赵心竹说。
“据我观察,男性在家庭中的缺位,是全职妈妈重回职场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赵心竹看来,生育支持政策不只是女性的“专属”,“所有家庭成员都应涵盖其中。”
赵心竹注意到,2023年底,中山市明确将“妈妈岗”适用群体从“妈妈”拓展到了所有负有抚养义务的劳动者,“一些‘奶爸’开始出现在了‘妈妈岗’,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男性和女性共担育儿职责的价值认同。”赵心竹认为,育儿不应是妈妈一人的工作,“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家庭分工的观念与时俱进。”
对于更多生育支持政策和服务的落地,刘菲充满期待。“‘妈妈岗’让我感觉像鱼回到了水中。虽然还在适应阶段,但职业规划越来越清晰,现在正在重拾专业知识,等孩子再大些,还是希望做回酒店管理的老本行。”她笑着说,“如果将来有更完善的托育服务以及更多优质教育资源,给女儿生个伴儿也不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