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扩招及新高考改革等政策的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在最近20余年不断变化。目前我国本科教育阶段，文科占比超过了50%，研究生教育阶段，仍然是理工科占比高。在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背景下，文理科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影响着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影响着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的能力。
那么当前，我国文科人才培养规模是否如坊间所议，过多过剩了？我们认为，需要审慎研究，不能一概而论。
长期以来，我国习惯上把各种学科专业划分为“文”“理”两大类，“文”是指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与艺术学，“理”是指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军事学由于其学科的特殊性并且该学科学生人数所占比例较低，在此我们将其略去。在文理大类结构变化上，对于普通本科教育，按照毕业生数计算，高等教育扩招前的1997年，文科所占比例为31.2%，理科占68.8%；扩招后的2006年，这一比例变化为文科47.0%，理科53.0%；而到了2021年，文科占比进一步增加到51.9%，理科为48.1%，文科占比已经超过理科。对于研究生教育阶段，按照毕业生数计算，1996年文科所占比例为30.9%，理工农医占68.6%；2006年这一比例变化为文科42.3%，理工农医56.7%；到2021年，这一比例为文科41.5%，理工农医58.5%，相较于2006年变化不大。由此可见，当前我国本科阶段的文理占比大致为1∶1，且近年来有文科相对占比超过理科的趋势，而研究生文理占比大约为2∶3的关系。
文科培养规模扩张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共性特点。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当时文科学士学位授予数占比约为72.86%，文科硕士学位授予数占比更是高达82.44%，显著超过理工科。直到2019年，美国文科学士学位占比下降至58.55%，但依然高于理工科。《美国2023教育统计报告》显示，2020-2021年，学士学位授予最多的专业是商业、卫生相关专业、社会科学和历史；硕士学位授予最多的专业是商业、教育、卫生相关专业。在高等教育机构授予的学位中，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占学士学位的21%、硕士学位的17%和博士学位的15%。从数据看，2000-2018年，OECD国家中有半数国家理工类毕业生比例下降，降幅较大的有澳大利亚从20.3%降至17.4%，法国从30.6%降至25.4%，韩国从40.4%降至29.3%（2017年数据），英国和瑞士保持在25%左右的水平，增幅较大的有德国由26.9%增长至35.3%，丹麦由18.3%增长至22.2%，葡萄牙由18.5%增长至29.1%。伴随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及普及化进程，文科在高等教育各层次的占比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张。无论是从国际经验与发展趋势上，还是从客观现实的教育规律上，在特定历史阶段增加文科占比均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其背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因是产业结构变化。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规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二三一”向“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9.1∶45.4∶45.5。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2022年，第一、二、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7.3%、39.9%和52.8%。社会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增加，意味着就业市场对经济学、法学、金融学与管理学等文科专业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加。值此背景下，部分理科学生出于就业机会、薪酬及个人教育回报率等方面的考量，更愿意选择“弃理从文”，转型攻读工商管理、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等更容易找到就业岗位、获得较高薪酬的专业。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决定了理工农医与文科需要协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重视工程教育。1969年工科学生占比高达56.6%。我国高等教育理工科相关专业毕业生比例持续长期保持在40%以上，高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STEM学科毕业生占比约24%的平均水平，为我国制造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了相当规模的人力资源储备。工程教育的人才学科专业类型与STEM学科专业大致相当。
文理科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优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当前应站在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需求、高等教育规律和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维度进行辩证思考，科学认识和规划高等教育文理科结构的优化调整。
当前，文理结构的调整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不同层次，分层分类推进，不搞“一刀切”。如现在，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中，理工农医占80%，文科占20%。在博士生教育层次，可考虑适度增加基础理科、基础理论专业的培养规模，文科博士占比已经很低了，不宜再压缩占比；在本科和硕士层次，可以适度增加工科和应用型学科的培养规模；在职业本科和高职高专层次，增加产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规模。
（作者李立国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赵阔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