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经过实践验证、行之有效的现实经验、政策选择等上升至行政法规层面予以固定强化，形成制度规范，对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将产生积极作用

为巩固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成效，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调统一的要求，国务院于今年4月颁布了《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不仅是专门规范生态保护补偿活动的行政法规，也是加强生态保护补偿工作的关键举措，对于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和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保护补偿是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制度安排。几十年来，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国对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探索，最早始于1999年推行的退耕还林工程，并对应实践形成森林生态保护补偿模式，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最初的实践思考。随后，生态保护补偿的类型及对象开始向流域、草原、湿地、荒漠和海洋等各类重要生态环境要素扩展延伸，并同步形成跨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将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生态保护补偿工作进入加速推进期。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开展跨地区生态补偿试点”。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2024年4月，《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正式颁布。

从战略上看，《条例》颁布有利于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条例》所规定的各类生态保护补偿形式及方式，将对提升森林、山地、草原、水流和湖泊等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起到助力作用，同时也为生态保护权责落实、资金多元渠道融通等保驾护航。从执行上看，《条例》颁布有利于巩固成熟实践经验，稳定各方生态保护主体预期。经过长久探索，我国已在生态保护补偿领域形成诸多成熟经验，将经过实践验证、行之有效的现实经验、政策选择等上升至行政法规层面予以固定强化，形成制度规范，对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将产生积极作用。从实践上看，传统生态环境政策较为注重生态效益，相对忽略经济和社会效益，使生态保护补偿缺乏可持续性。《条例》的颁布则有利于实现生态保护补偿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融合。

《条例》的适时发布，为生态保护补偿实践工作提供更精准、更可持续的政策指引。因此，要准确把握三项机制的核心要义。

强化“1+N”的国家财政纵向补偿格局。《条例》充分吸收当前国家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实践经验，确定了“1+N”的国家财政补偿格局，“1”是指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包括依法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域，“N”是指各类重要生态环境要素，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的水生生物资源、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等其他重要生态环境要素。《条例》明确规定，补偿标准需要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生态保护成效等因素，要考虑生态效益外溢性、生态功能重要性、生态环境敏感性和脆弱性等要素，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差异化补偿。

明确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的内涵范畴和权责划分。《条例》结合各地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成果，进一步明确地区间补偿机制建设的关键环节。一是进一步明确事权财权合理划分，地方是开展生态保护补偿的主体，包括中央在内的上级人民政府通过组织协调、资金支持、政策倾斜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地区间补偿机制建设。二是进一步拓展延伸生态保护补偿的内涵，在明确江河流域所在区域可开展生态保护补偿外，把重要生态环境要素所在区域以及其他生态功能区等也纳入补偿范畴。三是结合已有的地区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实践，细化了补偿机制建设的主体、补偿协议签订的主要内容和考虑因素、资金管理、组织实施等关键问题。

指明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开源的市场化路径。《条例》指出，遵循市场规律，坚持生态有价原则，明确了政府搭台、各方主体参与的市场化补偿路径，主要包括资源环境权益交易、生态产业发展以及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等。引导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等重要资源环境要素开展市场化交易，促进生态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者补偿。鼓励支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提高生态产品价值，促进生态保护主体利益得到有效补偿。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湘潭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