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日前落下帷幕，报名人数188.9万，较去年增长26%。社会工作者以“助人自助”为宗旨，广泛分布在基层治理、职工帮扶、儿童福利、青少年事务、老龄和养老服务、禁毒戒毒、社会救助、社区矫正等诸多领域，围绕满足群众需求和解决具体民生问题开展专业服务，成为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社工“报考热”再创历史新高，社会工作领域还面临哪些问题与困难？如何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者“有为”“有位”？让他们走得更高更远？相关话题成为公众和政协委员关注的热点。
职业认同有待加强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期待。”6月17日，张艳艳告诉记者。
去年9月，张艳艳入职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刚一上手，便感觉到了“本领恐慌”。工作中，她努力学习社工专业知识，在入户走访时观摩服务技巧，尝试着在“前辈”的辅助下策划社区活动，不断增强自己为民服务的能力。
像张艳艳这样的社会工作者，近年来正在日益增多。
记者从中央社会工作部获悉，2024年度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共计188.9万人报名，较2023年增长26%。与之相应的，是各地对于社会工作者的迫切需求，诸如基层治理、老年人服务、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急需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者队伍。
与普通志愿服务不同的是，社会工作者需要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和教育养成，具备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与技术。目前全国通过考试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有116.1万人。
“报考人数今年再次增加，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眼下，吸引优秀高校毕业生加入社工行列，已成当务之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党委书记倪邦文坦言，专业社工人才接受过社工专业教育，拥有更系统的社工专业理论知识、更娴熟的社工专业方法技巧，然而在一些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从事社会工作的寥寥无几，专业人才流失严重。
“待遇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对社工认知度偏低，导致职业声望不高、职业存在感不强。”倪邦文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工作迈入新发展阶段，出台了不少政策文件促进专业人才队伍培养。“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大多数人对社会工作和社工专业人员的工作内容和性质了解不够，有不少人把社工当作志愿者，或等同于社区工作人员。”倪邦文说。
对此张艳艳有着切身体会：“可能因为社工做的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大家常常感觉不到我们的存在，甚至被误会成不怀好意的人。”
在倪邦文看来，从培养模式、评价体系等方面考量，全社会对于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的重视程度和认知仍有待提升，且社会工作往往需要实践经验，这就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多方联动，让社工“破茧成蝶”、飞得更远。
专业技能仍需提升
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已经开始从城市逐渐向农村拓展。随着社会工作岗位不断开发，部分省份持续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立足镇街、深入村居，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米”。2021年，广东实现了全省社工站100%全覆盖。
在广东惠州，龙门县社会工作发展促进会会长兼行政督导廖晓红33岁时开始从事社会工作。2016年，她考上助理社工师，次年成为龙门县龙华镇水坑村社工站的一名社工。
“社工在村里的工作，看起来很琐碎，但却是最贴近百姓需求的。”廖晓红告诉记者，工作中，他们会经常到低保户家中走一走，了解他们生活中的困难，也会手把手地告诉罹患大病的村民，怎样申请大病医疗救助……正是在挨家挨户走访，帮助村民割稻谷、拔花生的劳作中，收获了越来越多村民的认可。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陈百灵发现，多地明确了社工站建设的总体规划、组织领导和支持保障，但碍于可承接社工站运行的社会服务机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以及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亟须加强、社工站管理规范亟待完善等原因，社工站的应有功能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陈百灵看来，社工站的可持续运营发展，迫切需要相关人才作为支撑，“因此急需加强社工专业人才培养，提升其专业服务技能。”
“针对新入职社工、一线社工、社工机构负责人、项目主管、本土社工督导等，可分层分类开设培训内容。此外，应研究出台相关政策，使社工收入与社会需求和自身贡献相匹配，在增强社会福利保障的同时完善社会评价，留住社工人才、稳定社工队伍。”陈百灵建议借鉴广东经验，将社工站建设和社工服务纳入财政预算和政府购买服务体系，明确购买服务主体、购买方式、服务内容、资金使用管理方法等，在服务定位、提供、管理及评估等方面统筹调配。同时，大力拓宽资金渠道，鼓励引导社会资金特别是公益慈善力量投向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共同推进社工站建设。
以立法推进社会工作发展
2023年，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后，各地社会工作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记者了解到，在社会工作领域起步较早的深圳，社工服务已覆盖所有街道和社区，关乎社会救助、社区建设、婚姻家庭、残障康复、应急处置等近20个社会治理服务领域。
“深圳对社会工作行业管理、服务、薪酬制度等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在构建社会工作标准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的制度体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当下，要尽快启动社会工作的地方立法。”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孙亚华提出，要充分利用深圳的区位优势和具体实践，制定促进深圳社会工作发展的《深圳市社会工作条例》，为国家立法积累地方经验。
孙亚华建议，明确社会工作参与主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将专业社会工作纳入社会服务、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相关法规政策范围，逐步筑牢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法治保障。
对于用法治力量保障社会工作持续发展，全国政协委员苗延红建议以社会工作者立法为切入点加快推进社会工作立法。
苗延红曾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提出对于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目前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职业地位、从业资格、权利义务、登记管理、继续教育等缺乏法律保障和约束，民政部门依法行政的职权不足，制约了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提案建议，要厘清立法思路，把社会工作者立法作为社会工作立法的特别法，以此为切入点，以制定社会工作法为最终目标，对社会工作主体、服务对象、社会组织等作出全面规范，并以社会工作法为基础，推动形成高低搭配、功能完备、上下联通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