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从1928年到1948年的20年间，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著作和实践经验，并开始了武术竞技化、规则化、教材统一化的尝试；同时通过对外交流，让中国武术走向世界，对近代武术的发展、传承和推广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国术研究馆”到“中央国术馆”

清末民初，我国出现了一大批武术名家，他们在弘扬中国武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当时民间的武术存在着“门户之见”，在传授上更是“传内不传外”，有着极为严格的传授规矩。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士兵的身体素质和白刃对抗技术，民国军队的军事教官经常在训练中传授武术招式。如西北军的冯玉祥在训练士兵时，就经常让士兵操练大刀。再如黄埔军校成立后规定，“学生除平日练习实弹射击以外，总要精研劈刺术，以备与敌接近之时，大展厥长”。

1927年，退出军界的西北军将领张之江认为：要发展武术，必须先把这些各门各派的武术设法融合起来，这样才不会引发门户之争。于是，他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成立“国术研究馆”的建议。张之江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备案，遭到拒绝。张之江又找到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李烈钧。李烈钧表示支持，还提出“国术研究馆”由国民政府直接领导。当时，另一位民国将领、武术名家李景林正在上海设立武馆招生收徒，张之江便请李景林担任副馆长，又召集了多名武术名家共同筹备建馆工作。

1928年3月15日，“中央国术研究馆”经国民政府批准备案，于3月24日正式开办，馆址位于南京韩家巷；发起人有于右任、李济深、李烈钧、冯玉祥、张之江、李景林等33人；馆长为张之江，副馆长为李景林。6月，研究馆易名为“中央国术馆”，隶属南京国民政府，由财政部每月拨给经费5000元使用。1929年，馆址迁徙至南京西华门头条巷6号。

该馆于1929年进行改组，设理事会，负责议定重大馆务事项，由冯玉祥担任理事长，并设参事会，聘请名人担任参事，每季度召开参事会议。改组后的“中央国术馆”下设教务、编审、总务三处。其中，教务处负责教学，培养师资；编审处负责编辑教学资料，审定教材，整理武术传统项目；总务处负责行政后勤、财务、文书等工作。此外，“国术馆系统”由“中央国术馆、省和特别市国术分馆及市、县国术支馆，区国术社，村、里国术分（支）社组成”，并聘请知名人士及武术专家为参事。

武术教学和理论建设并重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聚集了一批知名武术家，开展教学、辅导工作。“中央国术馆”除设有教授班、师范班、练习班（包括女子练习班）、青年班、少年班外，又于1932年在南京孝陵卫设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传习所”招生限额120名；入学资格为：（一）高级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者；（二）体育专科学校毕业者；（三）专门军事学校毕业者。不久，“传习所”改称“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至1936年又易名为“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学制三年，本着“术德并重，文武兼修”的精神，课程分学科、术科两类，“国术、体育、军事三者并重”。到1945年8月，学校共毕业5届学生500余人，被纳入国民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学籍登记范围，毕业生中的大部分被分发于军队、军校任“国术教官”。抗战期间，许多在“国术馆”学习过武术的学生，纷纷投身于战场，为保卫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央国术馆”组织编写了大量武术书刊和理论报道，对武术理论建设和技术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央国术馆”出版刊物有《国术周刊》《中央国术旬刊》《国术统一月刊》等。为了进一步把武术发扬光大，张之江又联合武术界人士，将各门各派的武艺，在刊物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解说及拆解。出版的图书有《国术手册》《古今国术兵器图考》《查拳图说》等。此外，中央国术馆每举重大活动，必出特刊以示纪念。

举办全国性国术考试

“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后，为“摒弃门户之见，任人唯贤”，仿前朝武举考试和近代体育赛制，举办全国国术考试（简称“国考”），“以考评习武者技能学识、区别等次为目标，选拔各类武术人才”。按照“国术考试条例”，应为每年一次国考，因种种原因，实际上仅于1928年和1933年组织了两次“国术国考”。

1928年10月15日，声势浩大的第一届“全国国术国考”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开幕式，考试委员长张之江，评判委员长李烈钧、马良，国民政府代表李济深、军政部长冯玉祥等国民党军政要人到场演讲，还有许多个人和团体送来匾额、对联以示祝贺。

“预试”为各地“国术馆”选拔出的参赛者进行武术套路表演，有拳术、长兵、短兵（包括拳术、枪、棍、刀、剑），合格者200余人参加“正试”。

“正试”为“双人对抗”，项目分为散打、摔跤、长短兵、对劈刺等，采取单淘汰制，不分年龄和体重，用抽签的方法来进行配对比赛，每对选手三局两胜，胜者进入下场比赛。最后还有试卷题，考题有“中国国术起于何时？试举所见”等。

此次“国考”于19日结束。“国考”由评判委员长李烈钧、马良主持，评出应试员最优等15名、优等38名、中等82名、及格163名。“国考”前三名被授予“国士”“侠士”“武士”称号。“中央国术馆”理事长冯玉祥为最优等者颁发证书。

第二届“国考”于1933年10月20日仍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本届“国考”较第一届准备更为完善，其宣传方法也别出心裁，动用飞机散发传单、汽车彩幅、电台广播等形式，并请航空署派飞机在开幕式中进行飞行表演。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中央各部院代表200余人、全国“参考选手”四五百名、观众万余人出席了开幕式。“国考”预试、正试和上届基本相同，笔试题目为“国术怎样可以普及全民？试言其详”“直接比试与间接比试之关系如何？试详言之”“国术内外家创自何人？试答之”“国术学与学国术如何分别？试申言之”等。第二届“国考”于30日结束，最终评出：甲等34名，乙等39名，丙等91名，共164人次。因奖品种类繁多，特依据甲乙丙等依次抽签分发奖品。

让中国武术走向世界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武术，曾多次组织人员到国内外进行武术表演、交流。

最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第11届奥运会期间，国民政府派中华代表团参加，张之江率“国术队”随团前往表演、交流。“国术队”共7名队员（男子4名——张文广、温敬铭、金石生、郑怀贤；女子3名——傅淑云、刘玉华、翟涟源），其中张文广、温敬铭、傅淑云、刘玉华4人为“中央国术馆”选送。奥运会开幕前，“国术队”就已开始了表演，向世界展示中国武术的魅力。7月25日他们应邀参加万国音乐会，在台上进行了10多分钟的表演。首先是金石生演示拳法，继以刀、枪、剑、叉等兵器进行单、双表演，尤以刘玉华与冠运兴的单刀对枪，傅淑云与刘玉华之对拳，还有郑怀贤的飞叉，令观者目眩神夺。30日，“国术队”除表演武术，还由翟涟源表演踢毽子，让观者发出阵阵喝彩。8月11日晚，“国术队”在露天剧场表演，首先是太极操，次为各队员的单拳对练，再次为器械飞叉表演，共分20节，历时1小时，博得3万余观众的热烈掌声。8月16日奥运会闭幕后，“国术队”受邀到多个城市巡回表演。

“国术队”的表演引起了武术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媒体纷纷称赞“中国武术功夫精湛卓绝，富有艺术性、舞蹈性，高超精妙，令人不可思议，它有一种难以写出的内在的旋律感”；奥运会摄影队还为傅淑云、刘玉华、张文广、温敬铭等人的表演摄制了录像片，作为资料保存下来。这次出访极好地向世界宣传了中国武术，奥委会为此给国术队和张之江颁发了奖章、纪念章。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除四川等大后方“国术馆”继续活动外，其他相继停办。9月，“中央国术馆”和“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南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师生克服重重困难，一路迁徙，一路坚持办学，曾组织培训、巡回表演，并举办比赛。抗战胜利后，因南京校舍已毁于战火，1946年10月，“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迁到天津复校开课；1949年8月，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体育系”合并，遂更名为“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中央国术馆”则于1946年迁回南京，在廖家巷张之江公馆临时办公，继为经济所迫，于1948年解散，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系北京民国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