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我曾采访过自封的“天下第一村”，时间如大浪淘沙，现在不知这个天大的“封号”尚存几多热度？甲辰年初夏，我倒确确实实见识了一个堪称今古奇观、独一无二的古村落，名为“石厦”。就坐落于深圳繁华中心区，与香港“直连直通”，村边上就是“福田保税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深圳科技开放的前沿。

石厦称“村”，却并无人们想象中的土墙瓦舍，而是一片高楼大厦，极为协调地融入深圳市一座座摩天建筑之中。该村在中国香港、美国、欧洲的人口3800人，是老家人口的6倍；而驻村的外来务工人口，是村里户籍人口的20倍，仅湖南攸县在石厦村就有1万余人，大多开出租车，拥有1000多辆出租车……这说明什么？

石厦村人，出去能融入世界，进来能包容世界。

正是石厦村，孕育了深圳最重要的精神气质——包容！纵观当代华夏，可还有哪一个古村，能像石厦村这样成为一座大都市的精神气质的发源地？

石厦村何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或者称福报？先得从一条河流说起。河流是一方水土的血脉，涵养了一个地区或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深圳河（史称罗溪、滘水河、清河）发源于梧桐山，由东北向西南注入深圳湾。在河与海的交汇处，涨潮咸水，落潮淡水，而咸淡适中的水域，海产品最为丰富，品质也好，自然就有人在此下网。声名传开，陆陆续续来捕捞的人便越聚越多。

造化恩赐，在深圳湾与深圳河的交汇处，有一片山丘，名“打锡岭”。岭上有一巨石，每逢气候恶劣，渔民无法下海捕鱼，便躲到巨石下避风遮雨。即便天气晴好，收获颇丰，渔民们也喜欢坐在巨石下休息、聊天、打尖。有些渔民老了，就把渔船交给儿女，自己在巨石下搭间小屋，守着儿女。久而久之，巨石下的房屋越来越多，石头再大也遮护不过来，便分成旧围、上旧围、新屋三片。于元末明初，形成村落。既然成村，就要有个名字，巨石之下，人们就习惯地称其为“石下村”。随着时代的更迭和村民心境的变化，由“石下”而“石夏”，再“石厦”。

“靠山近水，安营扎寨”，跨河临海，后有靠山，别说是建一个村庄，就是建一座城市，也属绝佳之地。尽管是自然形成的村落，但将三片各式民居聚集成石厦村的开村鼻祖，却非同小可，乃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1279年的崖山海战惨败，南宋灭亡，侥幸存活的赵氏皇族子弟，四散逃命，流落于新会、斗门等珠江三角洲一带。300年后，赵匡胤一脉后裔赵福善带着妻子和文旭、养石、怀卜三个儿子，由东莞来到打锡岭，相中了深圳河入海口的这块风水宝地，落地生根。

紧随其后有祖籍河南荥阳的潘氏一族也迁了过来，然后就是祖籍河北巨鹿的莫氏以及陈、李、张、龙、岑等家族，从四面八方迁来石厦村。八姓杂居，巨石下并非过分拥挤，而是一盘散沙，这在深圳湾畔人烟稠密的诸多村落中，绝无仅有。石厦周围的村落向来是大姓主导，排斥外姓，因此大都一村一姓，承接祖训族规，齐心合力，一致对外。

为什么要格外强调“对外”？当时对石厦村人生存构成的威胁，大多来自外部，首先是海盗、倭寇，整个明代及前清，这两害是闹腾得最凶的。其次是官府及豪强势力的巧取豪夺，还有兵强马壮的外村侵扰……石厦村土地很少，邻近村庄的姑娘嫁到石厦村来，一般是带土地做陪嫁。他们的主业是海上捕捞和养蚝，当时的深圳河水很浅，石厦村人跨河往来劳作，极盛时期在北侧有4000亩蚝田，在南面香港一侧倒有7000亩蚝田（如今那是世界级的红树林保护区）。同时还在村前的海滩上建“基围”养鱼。今人喜欢吃的“基围虾”，即得名于此。

石厦村人的水上劳作异常辛苦，一篮子约有10斤的海产品，在香港和深圳河北岸的集市上可换得3斤粮食，赶上灾荒年月只能换得1斤。尽管如此，石厦渔民的收入远优于依靠农业的村庄，自然会引起别村人及邪恶势力眼红。而多姓氏、心难齐的石厦村，无力抵御外侮，多次面临灭村之灾。所幸赵、潘两家势力较强，组织各姓村民相互支援，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命运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共同的命运使石厦村人意识到，必须团结一心，共存共赢。

于是全村集资修建了“敦睦堂”。这不是一般家族的祠堂，是全村所有姓氏共同的堂口，取意“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举凡涉及全村的大事，村民共同商议决定。赵家和潘家又分别在上旧围和新屋，建起两座五层楼高的“碉楼”，即碉堡加炮楼。枪炮齐备，有外敌侵犯，炮火齐开。两座碉楼成掎角之势，相互策应。可见当时的外患严重到何种程度。

只有硬件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精神，凝聚村人的信念和激励抗击外侮的意志。于是石厦村又修建了“杨侯宫”，里面供奉北宋抗辽名将杨延昭（杨六郎）。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满门忠烈，深入人心。这让石厦村人的精神，有了寄托。年轻人结婚，要先拜“杨侯宫”，再拜“敦睦堂”，最后才拜自家的祠堂。

“杨侯宫”至今仍是石厦村标志性建筑，在四周高楼大厦的掩映之下，香火依然旺盛。来上香的有本村原住民，也有新栖石厦村的外来务工人员。

在香港的石厦村人，成立了“众孚堂”，团结一心，维护村民的权益，并逐渐开展许多以“众孚”命名的经济活动，修建公益设施，譬如“众孚学校”“众孚大厦”，等等。“众孚堂”延续400余年，在港英时代，有七八位在港的石厦村人，当选为“太平绅士”，相当显赫。

“众孚堂”确是深孚众望。每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十五，众孚堂举办“春茗会”，海内外的所有石厦村人，都回到深圳河北岸的老石厦村，叙旧，联欢，一代一代传承着石厦村的人文理念：“是亲必顾，是邻必护。”

“圳”为客家方言，即“田间小水沟”；“深圳”之名始见于明永乐八年，“一靠海的村落，因村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无从考证，这个既“靠海”、村边又有一条“深水沟”的村落是不是石厦村？但“深水沟”应该就是当年的罗溪，所以后来改为深圳河。原是将石厦村一分为二的水流，成为香港和深圳的界河。

足见石厦村是深圳的发祥地。如今的石厦村，常住人口3万人左右，非户籍人口占95%，这是个有600多年历史的现代移民村。石厦立村之后数百年，崛起于深圳湾畔的传奇大都市深圳，无疑也是移民城市。而移民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有容乃大。能量来自包容，量大财大。

可以说，深圳是放大版的石厦村。石厦村是深圳的“敦睦堂”“众孚堂”。所以在深圳摩天大楼林立的繁华市中心，完整地保留了石厦古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上慰先贤可承千古之风，下启来者以期薪火百代”。

（作者系著名作家，天津市作协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