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福宝”的故事是我国不断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缩影。

▶▶▶ 1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总体恢复增长

我国野生动物种类丰富，陆生脊椎动物3000余种，已定名昆虫达13万种。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系统实施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工程，筹划建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海南长臂猿等濒危物种保护研究中心，加强濒危物种保护研究和国际合作等措施，100多种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呈现总体恢复增长和栖息环境不断优化的良好发展态势。

数据显示，大熊猫野外种群从上世纪80年代约1100只增长到近1900只，栖息范围不断扩展和优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已将该物种从“濒危”等级调降为“易危”等级。全国麋鹿分布点从引入时的2个发展至93个，麋鹿种群数量已达上万头，成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领域野外种群恢复的成功典范。藏羚羊野外种群由上世纪90年代末6万-7万只恢复到超过30万只，保护级别已从“濒危”降为“近危”。就连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的蓝冠噪鹛，也从2006年约200只增长到约600只。

鸟类是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重要指示生物。人们常说，“环境好不好，就看鸟多少”。

监测显示，近年来，我国集群鸟类种类、数量均明显增加。据2024年全国908个水鸟集群越冬区同步监测结果，共记录到越冬水鸟172种，总数量达505万只，为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越冬水鸟同步调查监测数量的最高纪录。

▶▶▶ 国际合作助力野生动物保护

野生动物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各国民众友好交往的重要载体和使者。

像“福宝”一样，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司长王维胜介绍说，截至目前，我国先后与20个国家26个机构开展了大熊猫合作交流，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在促进民间友好交往、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积极影响，并在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治、放归自然等领域联合攻克了系列技术难题，有力支持了大熊猫等野生动物野外保护。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校长魏辅文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参与中美合作开展的大熊猫野外生态生物学研究。“深刻体会到通过合作取得的成效，我就是受益者之一。”

魏辅文回忆说，合作初期，我国的科研能力和水平还较低，但通过科研合作，我国学习了先进野生动物保护理念，得到先进技术、专家团队等系列支持，为我国培训了一大批野生动物保护人才队伍，促进了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快了与世界接轨的步伐。

在国际合作助力下，我国科研工作者攻克了大熊猫“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三难问题，极大改善了大熊猫健康水平。

我国还积极与世界各国加强其它野生动物保护交流合作。比如，引进我国野外灭绝的麋鹿、野马，恢复了其野外种群；先后从国外引进了我国没有分布的考拉、美洲豹、北极熊、非洲狮、欧洲野牛等数十种野生动物。

“公众可以不用走出国门，就能够在国内的动物园直接观赏到这些野生动物，接受相关科普知识教育；也便利科学家对这些物种合作开展繁育、疫病防治的研究活动。”王维胜说。

同时，通过国际合作交流，有力支持了野生动物野外拯救保护。

比如，朱鹮曾在日本、韩国广泛分布，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野外种群在上述国家先后灭绝，在我国1981年时，朱鹮野外种群也仅存7只。我国迅速采取栖息地保护、繁育研究、野化放归等系列有力措施，促使其野外种群数量恢复到7000只以上，建立野化放归种群11个、数量1000余只。在我国朱鹮拯救保护取得成功的过程中，我国还积极支持日本、韩国组织开展合作繁育，并予以种源、技术、人员培训等支持，帮助其建立人工繁育种群，实施放归自然。到目前，日本朱鹮野外种群达532只，韩国野外种群达数十只。这些成绩也在向世界讲述共同保护朱鹮、完善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的中国故事，得到了国际公约组织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赏，提升了我国良好形象和声誉。

野生动物是与人类共生于地球家园的伙伴。国家林草局表示，下一步将采取更大力度，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促进全球野生动物种群保护事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