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2024年是我国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20年来，中国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非遗保护意识深入人心。“非遗”这一概念也从让人感到陌生的生僻词，变成了如今文化工作和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常见词汇。“非遗”是何时进入我们生活的？为什么守望非遗就是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新时代，非遗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期讲坛邀请郑茜委员解读非遗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这是她近期在国家图书馆中的演讲内容，现整理编发，以飨读者。

“非遗”走进人们的生活

非遗，这个概念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很熟悉了。那么，非遗是以什么样的路线图，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23年前——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是我国第一个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但当时，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国内民众的注意。

21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第一部为保护非遗提供法律、行政和财政框架的国际条约。第二年，中国政府宣布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缔约国。但是，这前后两件事，也没有引起国内的广泛关注。

19年前——韩国江陵端午祭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这件事一报道出来，立即引起一片哗然，举国震惊——明明是中国人的民俗，怎么就变成了韩国人的遗产？这成为了第一个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非遗事件。

但事实上，就在那一年（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也同时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但大家的焦点并不在此，而是被“文化主权”问题所牵引和占据。这并不奇怪——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让中国人尝尽了丧权辱国的痛楚，所以，我们对主权问题格外敏感。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事件，让我们中国人从文化主权这个特殊的角度，开始理解“文化遗产”的问题。由此，它也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起点，引发我们开始思考：应该怎样对待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遗产？

这一群体性反思很快就有了一个结果——18年前，也就是2006年春节，大年初一，天安门东南侧的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观众汹涌而来，澎湃的热情淹没了展览，这一盛况出乎主办者的预料，展期一延再延。

2006年，被称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元年。

守望“非遗”就是

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

正是在2006年春节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上，观众在展场看见了一条标语：守望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口号。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度里，在那么多厚重珍贵的历史文化宝藏中，有哪些才能称得上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呢？非遗的通常形态是传统手工艺、民俗风情、民间礼仪节庆，这些以前常被认为是下里巴人的文化，它们能够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吗？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事实上，这正是理解“非遗”概念一个极好的切入点。表面上看，非遗虽然是一些古老的民间节日、质朴的手工技艺或是简单的歌谣舞蹈，但它们的背后，指示着一个个深邃的精神世界。比如，一个民间节日，有可能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价值观，蕴含着人与自然结成生命共同体的深刻哲理；又比如，一项手工技艺，有可能包含着道法自然的造物观、伦理观——造物是否需顺应天时？待物是否应物我平等？再比如，一曲传统歌舞，有可能蕴藉着一群人的祖先记忆、道德追求、生活智慧，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蒸馏，凝结和流传下来的……

这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守望非遗就是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因为非遗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承载着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

“遗产化”：“非遗”的制度化建构

我们知道，一种民间文化要成为非遗，需要严肃的申报和严格的评审，需要经过国家权威机构的认定。这里潜藏着一个问题：“非遗”天然是民间文化，但民间文化并非天然是“非遗”；只有经历了一个“遗产化”的过程，民间文化才能成为非遗。

“遗产化”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民间文化是文化的一种自然存在，文化遗产则是文化的一种自觉存在。遗产化的过程，是民间文化从原生文化环境中“脱域”，被置于普遍文化背景下，重构其价值和意义的过程。所以，我们首先会看见，“遗产化”以后的文化事象，它的实用价值发生了变化，它拥有了超越其原有使用价值的多种功能和多重涵义。举一个例子，贵州黔东南州苗族的“姊妹节”，曾是贵州省台江地区苗族女子的集体交谊方式（“浓嘎良”），它产生于交通、信息受到限制的前现代性环境中，是苗族群众为解决婚恋需求而发明的一种交谊制度。改革开放后，外界发现了姊妹节，被誉之为“藏在花蕊里的节日”“最古老的东方情人节”。2006年6月，苗族姊妹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姊妹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功能逐渐扩展，从一个青年交谊活动变成了向外界展演苗族文化的节日；与此同时，它的节日形态也扩容了，把苗族飞歌、龙舟赛、斗牛、斗马等多种苗族文化元素都融合了进来。这样，姊妹节就从一个求偶活动变成了一个容纳多种功能的节日承载体，最终演变成黔东南州吸引外界关注、发展本土文旅事业的活动舞台。因此，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重要事实：遗产化过程，是民间文化重新进行功能装载的过程。

其次，遗产化的过程，是从一群人的文化变成全体公民共享的文化的过程。历史上由某一个民族或某一区域的人们所创造的文化，当它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它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就从一个民族或一个特定人群中，转移到了全体公民中；它就不再只具有民族性或区域性，而具备了全民性和共同体的属性。比如，广西和贵州交界地区的“花炮节”，它本是几个侗寨的活动，现在成为了国家级非遗，成为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竞技项目，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全体国民共享的文化活动。事实上，当代中国，是谁在传承非遗呢？显然，不仅仅只是那些被各级机构认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还有一个多重身份的群体，也是广义的非遗传承人，比如文化遗产研究者、文化产业开发者、媒体，甚至包括旅游公司、导游等等；而设立在各种学校的非遗传承基地，更是广义的非遗传承人。全体公民在共享这些文化遗产时，同时也分担着传承和传播这些文化遗产的义务和权利；当然，他们甚至同时还拥有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新的价值提炼和意义再造的权利，比如，参与非遗的知识传播、介入旅游开发和商品包装的过程，就具有对非遗的意义进行再阐释的作用。

正因如此，“遗产化”使地方性文化变成了公共文化，从一群人自我享用的文化变成了与陌生的“他者”共享的文化；民间文化因此走上了从原生土壤中“脱域——再嵌入”公共社会的道路，它向所有民族、全体国民开放。这样的一种流通和共享，显然具有一种连接的意义和力量——它把“我”与“他”联结在一起，把一群人与所有人联系在一起，把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联系在一起，最终联结为一个文化的共同体。

此外，遗产化的过程，还是从文化的特殊性走向普遍性的过程。遗产化的建构，使民间文化从其特殊性意义走向更加普遍的意义，建构出文化遗产的普适价值。比如，云南景颇族的目瑙纵歌，是景颇族用来纪念祖先迁徙历史的一个集体仪式。但现在，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目瑙纵歌已经闻名遐迩，当全国各地的旅行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个活动时，目瑙纵歌的意义悄然发生了扩容——它开始突显万众狂欢、群体和谐、增强团结的意义内涵，强化它富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节日形态。显然，节日意涵的扩张，在于文化遗产需要具备能让更多人共同分享的意义。

最后，遗产化的过程，还是民间文化走向中心和主流的过程。从地域性走向共享性、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推动民间文化向上流动。现在，全国各级非遗保护名录上的保护单位，都是政府、单位或学校、企业，这意味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发生了变化，意味着文化遗产从一个地方的小传统，转化为国家文化层面上的大传统，其价值辐射从局部扩展到了全体。

因此，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一个问题：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对于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一种凝聚和向心的意义；当区域性、地方性传统变成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非遗就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联系在了一起，它们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资源。

“资源化”：“非遗”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非遗还发生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化，这就是资源化。所谓资源化，是指地方性文化传统进入了经济领域，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价值转型。比如，在很多地方，非遗正在成为推动文旅经济、文化产业、创意设计的动力性资源，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

大概从2018年、2019年开始，国内媒体上开始出现“非遗+”概念：“非遗+扶贫”“非遗+旅游”“非遗+会展”“非遗+民宿”“非遗+研学”，等等。“非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非遗”像发动机一样，能把对象带动起来，就像一根点石成金的魔棒，担当起一个“赋能者”的角色。

就“非遗+扶贫”而言，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原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到2019年，仅在10个边远民族地区设立的“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就达到156家，依托82个“非遗”项目推出了142个特色品牌。当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19非遗与旅游融合十大优秀案例”，其中两个来自于民族地区：一个是四川凉山彝族火把节，一个是贵州凯里麻塘精准扶贫，这两个项目入选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显著地带动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增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在边疆地区人口较少民族消除绝对贫困的攻坚战里，非遗出其不意地扮演了一个十分精彩的角色，展现出了它以文化资源“扶志”“扶智”、赋能经济发展的巨大功效。

此后，国内出现了“非遗新经济”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说明非遗已经被投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关系中，开始置身于资本、市场等场景中，与社会主流经济发生密切的互动。比如，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创意设计开始介入非遗的再生产中，如北京一家著名设计公司，通过系统性采集贵州苗族服饰的数千个刺绣纹样，建立起一个“中国手工坊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包括20多家时尚机构的“中国手工艺联盟”，尝试跨界设计，让远在巴黎、伦敦的品牌设计师，跟贵州大山里的苗族绣娘“一对一”合作，设计出创意性的服饰。这样的创意设计，突破了非遗的原有形象，让传统手工技艺直接转化为“高端订制”，在实现价值升级的同时，也完成了非遗在21世纪的文化再生产。

事实上，非遗和创意的融合，是我们古老的文化传统带着自身的根性，把新的时代环境作为文化土壤，进行重新生长发育的过程；这样的一种文化再生产，让文化遗产重新成为我们现代生活的日常，让我们真切地看见和相信“old is new”。正是在此基础上，“新中式美学”大行其道，“国潮风”横贯国土，推动了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应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具体场景之一。

至此，我们回头看，非遗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时曾经带有的“濒危”“边缘”等等文化印记，所代表的弱势、前现代性的文化形象，到今天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事实上，中国是非遗保护的“后发国家”——因为我们既不是“非遗”概念的提出者，也不是在国际上最早一批投入非遗保护实践的国家。但是，20多年来，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从学习、效仿，到很快形成自己的非遗实践模式，再到今天构建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非遗保护名录和实践体系，可以说，今天中国的非遗实践已经迅速走进了全世界的第一梯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拿出了一套中国方案，这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华儿女感到自豪和骄傲的。对此，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责任，为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贡献，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