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对外传播中，学术传播是重要方面。文明对话在对外开放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以开放促创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人民政协报记者就此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学术家园：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国是文明对话的推动者与践行者。文明对话在对外开放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邢广程：文明对话和对外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提倡文明对话？世界上有很多文明，有些西方国家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征服和被征服，西方文明是优越文明、主导文明，通过征服、消灭等方式使其他文明屈服，从而长期引领世界文明潮流。
中华文明讲求兼收并蓄，即包容性。这一突出特性决定了我们不主张文明冲突，而是文明对话，即“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文明对话的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多数响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现在，我们有必要进一步阐述文明对话的有关问题。
学术家园：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关于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您概括为：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态度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平与尊重。为什么？中华文明在此方面提供了怎样的方案与智慧？
邢广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在起作用。
比如和平性，儒家的“和为贵”、道家的“冲气以为和”等都体现了“和”的观念。儒家还有与“和”相对应的“仁”的思想体系，像“仁者爱人”等。其实，“仁”就包括“和”的思想，且具有非常高的道德约束。这个约束不仅涉及国内政治，也涉及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对内讲“仁”，对外讲“和”。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也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不是通过战争等方式主动扩张的文明，而是自由传播的文明，从我国周边很多受到中华文明影响的国家的发展就可以看出。
和平性从另一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安全保障。历史证明，一个善战的朝代或者国家，在征服别人的同时，其自身也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诚如罗马帝国的兴衰史，罗马帝国通过战争获得能量的同时也消耗能量，最后被比自己落后的日耳曼民族所消灭、解体。
有人提出，既然中华文明有突出的和平性，怎么还有《孙子兵法》这样的书籍？其实《孙子兵法》的最高境界是止战，就是可以有实力有武装力量，但不去用它。这在《道德经》中讲得很清楚，“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一个国家虽有军队，但无用武之地。最典型的就是明朝郑和下西洋，那时中国具有很强的远洋能力，但并没有像西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去殖民去侵略。“和”是一个文明的最高境界，这说明中华文明是非常成熟的。文明越成熟，文明程度越高，就会越远离充满战争、暴力、征服等野蛮状态。
讲清楚中华文明的故事
学术家园：“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之道在于什么？
邢广程：我个人理解，这涉及不同文明之间直接发生碰撞的问题。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在封建社会或者小农经济时代，长期作为最繁荣最强盛最成熟的文明之一立于人类文明之林。近现代以来，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文明因此而蒙尘。当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直接交锋碰撞的时候，中华文明处于下风，导致我们缺乏文化自信：我们的历史很辉煌，但是现实又如此破败。这就需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张海鹏教授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呈现出由“沉沦”到“上升”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U”字形道路。在“沉沦”与“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就是“沉沦”的谷底、“上升”的起始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经历颓废、迷茫，没有信心，后来才找到新的道路，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中国由弱到强，我们现在能够比较从容地来思考中国历史包括近代史，从容地来观察世界是什么样的，中国在世界处于什么位置。为什么反复讲文化自信？就是因为，一路走来发展到现在，我们与西方文明可以平等对话。
对待古今之争，中华文明有突出的创新性，我们在尊重与继承历史的基础上，讲求发展创新，这就解决了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而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因此，我们不仅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还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破解古今中外之争的问题，还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是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等相关理论攻击，我们坚决批判，并为世界提供了有益的思想理念与方法。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文化自信就有了依托。我们就可以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世界上国家治理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只有西方的一个经验、一条道路或一个模式。
学术家园：您曾提到，在对外传播中，涉边问题是主战场。请结合涉边相关新问题新情况，谈谈历史学者应该做些什么？
邢广程：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文明。即使近现代我国被迫打开国门，也只是让中华文明蒙尘，而没有像其他古文明那样被中断，因为中华文明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国家是文明的载体，中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如果国家不存在了，文明也就没有载体。对于对中国统一造成伤害的言论，或歪曲中国历史的偏见，我们要据理驳斥和纠偏匡正。
学术对外传播很重要。我们是怎么治边、治海的？为什么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为什么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为什么提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什么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民族实体，是一个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实体？中国学者必须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做好相关理论的研究与诠释。
在世界视域下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学术家园：以开放促创新，在世界视域下，如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邢广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想要适应现代文明的需要，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正本清源，分辨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然后探索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变成现代所需。比如《易经》中，“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就传达了这样的思想。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这说明，中华文化不断有所创造与创新。创新性解决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动力问题。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改成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激发出创造力。从这一层面而言，改革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创新性。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如何让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保持创新性，在文明对话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中国当代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史学工作者，有责任进一步做好这一问题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