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魏巍曾将红军长征壮举比喻为“地球的红飘带”。中国美术馆藏《长征组雕》以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生动、形象的直观再现了这一伟大的“红飘带”景观。创作者以现实观照历史，将历史融入现实，成功地契合了人物的情态动作与历史情境，创造出大气磅礴的场景、形神兼备的人物、起伏顿挫的节奏，使这段红色记忆的审美气象、气势彰显无遗，让观者心潮激荡，从而充分发掘、发挥了长征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价值所在。

填补美术创作的空白

2021年，中国美术馆将《长征组雕》作为创作项目立项，遴选全国优秀中青年雕塑家组建中国美术馆《长征组雕》创作团队，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吴为山担任主创。

自立项以来，为增加《长征组雕》创作的历史性与深刻性，中国美术馆《长征组雕》创作采风团多次走进福建、贵州、四川等地区采风，走访当地民众，听取他们的回忆。这种收集口述史的方式，让雕塑家们收获了诸多鲜活、生动、极具感染力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更得到了长征精神的洗礼，先后历时三年，完成了这件作品。

《长征组雕》在中国美术馆建馆60周年“塔高水长”展览中甫一亮相，便一直以来深受关注和好评。

长征题材的艺术作品是中共党史文化的重要体现形式，历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所重视。至今，已有诸多长征组诗、长征组歌等经典文学文艺作品流传。

长征题材的美术创作也诞生了无数经典之作。如吴作人的《过雪山》、董希文的《遵义会议》，以及傅抱石的《七律·长征诗意》《沁园春·雪词意》《清平乐·六盘山词意》《强渡大渡河》《更喜岷山千里雪》等表现长征题材的作品。但以组雕的形式表现长征，一直还是美术创作的空白。《长征组雕》填补了这一空白。

强烈的现场感

《长征组雕》按照时间顺序呈现了事件发生的时间轴，创作者用不同的雕塑元素呈现不同情节，并通过不同角度和细节讲述事件的发展。创作者、展示设计者就像导演，调度画面并利用光影、空间、造型，利用各种手段处理各种关系，使时间、秩序与情节满足叙事要求，实现叙事目的。

整体上，《长征组雕》由1个具有精神性、象征性的场景和16个红军长征途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组成。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高低起伏、轻重缓急的视觉节奏，仿佛一首磅礴的史诗。为了更好地将观者带进叙事情境，《长征组雕》弱化了基座，以强烈的现场感拉近观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作品在展示时，其展示方式也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叙事，传达深刻意蕴——设计者有意识地控制了展示空间的亮度，以营造出一种深沉、庄严的历史氛围。而聚焦在主体雕塑上的射灯，被深暗的背景空间衬托，提升了作品的崇高感，给观众以一种神圣性的体验。16个表现长征途中具体事件的雕塑犹如北斗星的形状，依次陈列在一条底部发光的展台之上。在此，北斗星的形状，象征着红军永恒不变的信仰；而不断变动的展线与发光的展台相结合，则隐喻这是一条坎坷却光明的道路。因此，观众一进展厅，就会被由空间氛围、灯光设计、展陈形式共同形成的叙事所告知：这里发生的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壮举。

精神的脊梁

《长征组雕》对每一个事件的表现，亦各具匠心。如开篇的“十送红军”，表现的是红军经历反“围剿”失败之后，准备从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离别前夕江西瑞金群众纷纷前来送别的场景。创作者有意识拉开不同景别，近景、中景、远景的人物写意性逐渐加强，视觉层次丰富，具有强烈的空间纵深感。

接着，作品叙事的情感基调陡然而变，从依依不舍、脉脉温情转为悲壮激越——“血战湘江”的场景出现。这部分场景以一位低头默哀战士为中心。这是一个极具包孕性或有意味的“顷刻”，就是挑选全部动作中“最耐人寻味、最富于想象力的那一刻”来表现已发生的事或即将发生的事。表现这位战士的“顷刻”，既是动作、情绪、状态的结束，也是另一个动作、情绪、状态的开始。人物的左边，都是水中、岸边在战斗中牺牲和受伤的战友。右边，是更多擦干泪水、拿起武器，继续投入战斗投入革命事业的战友。

创作者直面革命所遭遇的挫折，用深沉的冷静反衬悲壮，更凸显出红军革命信仰的坚定。这部分形态充满张力，队伍也从左边的无序变成右边的有序，从左边低洼的水中冲上右边高高的河岸。一边是死亡、扬弃，另一边则是重生、进取。精神，于此处升腾。

再如“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前两者皆是“渡”，但一个是“巧渡”，一个是“强渡”，如何在叙事上体现二者的同与不同？

可以看到，在造型方面，二者的确有相似之处，都呈一种锐三角向上的动势，表现出一种乘风破浪之感。但二者更有差异：“巧渡金沙江”中的战士与摆渡人整体上相对放松，身体几乎都是一个方向，船面平稳，江水也呈一种顺势，符合当时渡江时没有遭到阻击的从容状态。而“强渡大渡河”表现的则是在战斗状态中渡江的场景，船面倾侧角度巨大，滚滚江水被炮弹激起道道水柱。船上人物为躲避枪林弹雨，姿态各异，紧张感、压迫感扑面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历史上的“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发生时间相近、地点相同，雕塑场景也就连在了一起，以一片爆炸的水花作为两个事件的转折。“飞夺泸定桥”选择的“顷刻”，是几位战士正在泸定桥铁索上冲锋。创作者没有塑造完整的泸定桥，而是巧妙地选择了几根桥上的铁索片段，其形象犹如几支射向敌人的利箭，劈开了通往胜利的生命通道。

顺着如箭之铁索的形与势，一座雪山拔地而起，《长征组雕》的叙事由此进入了“爬雪山”部分。此处，也是整件作品的视觉最高点，峻拔险要的山体，凸显了红军所面对环境的恶劣。除了表现雪中艰难跋涉的战士之外，与以往同类题材的不同之处在于，创作者还通过有意味的细节，将雪山意象与信仰的坚定融合在一起：一只从雪中举起的手处于显著的视觉位置。这是真实的故事——一位红军战士被冻僵而长眠在雪堆里，但将手高高举起。当战友们掰开时，手中是一张党证与一块银元的党费。此细节升华了主题，让雪山成了一座丰碑。

“过草地”紧接着“爬雪山”，视线也由纵向转为横向，旨在暗示出草地泽国的铺漫无边。直观之下，人和骡马均显得疲惫不堪。正在拉拽战友出沼泽的一对战士，暗示着他们正在被草地中各种无声的致命危险所包围。然而人物与马匹的整体轮廓，呈现出一座山的形状。这是精神的脊梁，亦隐喻着必胜的坚强勇气。

《长征组雕》的最后两个场景是两个会师——吴起镇会师和会宁会师。自此，《长征组雕》的氛围营造从先前的紧张、激烈、悲壮等主调性转为兴奋、慷慨、豪迈。如与“娄山关大捷”相比，这两个场景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数量都远远多于前者，说明长征正在走向胜利。造型上，“吴起镇会师”呈金字塔形，虽然相对显内敛，但坚实稳固，象征着力量的积蓄、后方的巩固以及胜利果实的坚不可摧。“会宁会师”的造型，则呈现出一种向四面八方展开的趋势。就造型叙事而言，创作者显然深刻理解了表现对象历史意义的异同。特别是“会宁会师”，红军主力历经艰辛，冲破重重险阻，终于实现大会师，标志着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藏品征集部主任、美术学博士后、艺术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