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探索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是关注我国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短缺问题。我的个人理解是指从研究生、博士后直至35岁年龄段的青年人才。“高层次”和“应用型”意味着这类人才在从现在到2035年的11年内，对国家战略和新兴产业的自立自强、对包括国企和民企在内的世界级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将起到关键作用，是建成科技强国不可缺少、与基础研究和科学探索类人才并行的一类优秀人才。由于我国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功能，所以新模式的探索要特别考虑其时效性。

二是发展重点学科和领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由于其时效性，要着力抓急需、关键和战略领域，瞄准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目标，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优先支持的领域方向，不宜全面开花。在这些重点领域，建议国家设立专项资金和择优支持政策，鼓励高校在招生、课程体系和教师队伍建设、科研组织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改革，突破现有院系框架下的培养模式。针对重点领域设立应用类杰出人才计划，支持和激励青年人才针对重点领域的核心技术进行强力攻关。国家从教育、科技和人才三方面一体推进，科技管理和工信部门在部署重大和重点专项时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终目标就是支撑我国在这些领域解决受制和管卡问题，甚至形成比较明显优势。

三是加快推动高层次人才供需平衡。在人才培养上，我国在很多学科领域都存在供需失衡。由于重点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更加缺乏，这个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由于政府投入和企业投入的管理方式和目标很不一样，希望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民营高科技企业积极参与，融通公私资金用于这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高效培养。

四是加快新型研究型大学改革深化。高校现在普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根本制度是针对校内治理提出的。在教育部领导下，南科大、上海科大和西湖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设立了理事会等辅助性治理和决策机制。校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对外实施理事会治理的办学模式，是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重要创新，不但符合《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而且事实证明发挥了重大作用。希望国家和地方政府继续支持这一改革，同时建议中央允许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或委托代表参加理事会。参加理事会等实际上是其高效施政的一个重要工作，不应该列为兼职。由于理事会成员除了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外，还有著名的教育家和企业家等，将对高层次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探索起到直接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