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鑫：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聂鑫的办公室，如同一间书斋。

18个宽约一米的落地书架，整齐地摆放着3000多本书，环绕办公室一周，让原本空间充足的办公室显得有些拥挤。

当初搬进这间办公室时，光是整理这些书籍，聂鑫就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现在，他几乎能准确地指出每一本书在书架上的具体位置。

读书，是聂鑫人生前半段的坐标。他在读书中寻找下一个研究的方向，也在遇到瓶颈时读一些“无用”的书，让自己放松下来。

直到2021年，聂鑫开始走出这间一点点布置起来的书斋。从以学者的身份参与司法实践，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走进中国民主政治的殿堂，他的步履坚实。

实践，成为聂鑫的又一个坐标。

书山有径

中学时，聂鑫最喜欢读人物传记。看到那些或跌宕起伏、或熠熠生辉的人生故事，仿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远方。

聂鑫最初产生对法律的兴趣，也与读书有关。

“读了很多人物传记之后，我发现很多知名人物都是学习法律出身，觉得法律应该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兴趣的指引下，聂鑫在大学选择专业时，毫不犹豫地将法学填为第一志愿，并被南京大学法学院录取。

大学期间，聂鑫彻底投入到法学学习当中。然而，他渐渐发现，与大部分同学的兴趣不同，自己对法学的基础理论更感兴趣。他眼中的法学理论不仅迷人，还极具挑战性。于是本科毕业后，聂鑫又到北京大学攻读法学理论专业硕士。

当时，法学界对于中国法律现代化问题的争议日趋激烈。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全盘西化”，原汁原味地学习西方，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应当走本土化道路，回归传统文化。在针锋相对的辩论声中，聂鑫却转向了另一个思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原点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为何不回到这个原点，去研究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呢？”

在不断地追问和深思中，聂鑫逐渐将研究方向从法学理论转向了法律史。2005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07年，他又作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赴美国哈佛法学院深造，主要学习比较宪法、比较司法制度、宪法财产权等。

在聂鑫的导师、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安守廉眼中，聂鑫是一名非常用功的学生。也正是在导师的推荐下，聂鑫才来到清华大学任教。

离开哈佛之前，聂鑫和导师之间有一段对话：

“我在国内的大部分同学都以高度的热情投身于法律实务，他们还会经常参与公共辩论。而我的兴趣则主要在读书和理论，作为一个法律人是不是有些‘缺陷’？”

导师的回答很简单：“追随你的热情就好了。”

这句话，成为聂鑫研究道路上的座右铭。他乐于成为一名“非典型”的法律学者，即使与主流的、热门的研究方向不同，他也依然追随着自己的兴趣与热情。他的研究领域从法学理论、法律史到比较宪法，研究内容涉及代议民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公正司法、社会福利等，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结合了多学科的丰度。

“只要是理性的选择，就不要在意自己的研究是冷是热。”聂鑫说。

实践笃行

“冬菊的丈夫冬生‘勤劳’且‘大胆’，在未经其他村民许可的情况下，将本村共有的一块荒地开垦为良田，并收获了第一季粮食。因其他村民举报，村长要求冬生将这块村民共有土地的收成交公，冬生拒绝。两人由口角进而打斗，在这个过程中村长踢断了冬生的肋骨一根……如果您是上级巡抚大人，您认为对村长应如何处理，才能做到‘情法两全’？对于冬生擅自开垦的全村共有土地，县令应如何处理，以兼顾冬生与村庄共同体的利益？”

2008年，聂鑫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这是聂鑫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律史课程时给学生们出的期末试题。

在学生们眼中，这门课的考查方式让他们“又爱又恨”：不会在考前划重点，也不需要大量地背知识点，而是以一两个复杂的案例，覆盖民事、刑事、道德伦理、政治等各方面，考察他们综合运用的能力。

“上课的目的不是背知识点，而是让学生们深刻了解中国的法律传统以及法律传统对今天的影响。”聂鑫说，法学天然就是一个实践性的学问，因此在法学人才培养过程中，经常要面对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问题。“法学院的定位是学术殿堂还是职业学院？法学教育的重点是思维训练、知识传授还是技能培训？这些是各国法学院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尽管绝大多数法学毕业生不会成为法学家，但聂鑫希望，他们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学会如何学习”。

实践，也贯穿于聂鑫的学术研究中。

“大家都说社会科学没有实验室，但其实整个社会就是社会科学最大的实验室。”聂鑫的研究虽然偏重历史和理论，但其实也都来源于过去的实践或国外的实践。而在研究路径上，他自己也通常会从中国当代的情况出发去提出问题，再以历史和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一方面根植于中国自身的土壤，一方面以中西互鉴为基础研究中国问题与中国方案。

路走得越远，越需要实践作为支撑。2021年，聂鑫经遴选挂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这不是他第一次参与政治与司法实践，从2013年开始他就兼任中央台办、国台办两岸关系法政问题研究基地秘书长，开展对台研究与学术交流，并于2019年成为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但像这样直接参加国家高层次司法实践，还是第一次。

周一到周四在最高院，周五到周日回到学校上课、处理事务，聂鑫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就这样连轴转了整整一年。通过参与法院业务管理工作、列席审判委员会，以及与法院同事们日常交流讨论，他对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制度逻辑、司法改革的难点与堵点有了更真切的体会。

如今回忆起来，聂鑫觉得，那是自己真正意义上走出书斋，走入“政治哲学的实践维度”，不仅提高业务能力，拓展研究视野，也使自己在学术领域及参与国家法治建设方面“再出发”。

“在书斋中，很少能够有机会思考特别宏大的问题、真正提高政治站位。但参与到实践中，能够从纯粹学术的视角转变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于我后来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聂鑫感慨道。

2023年，聂鑫又多了一个身份——全国政协委员。

这是一份崭新的考题。但躬身实践，以实际行动推进我国的社会与法治建设，却是聂鑫一直在做的事。

曾经在学术和实践中的点滴积累，被聂鑫转化为建言献策的灵感。

在最高院参与司法公开相关工作，聂鑫认识到以裁判文书公开为代表的司法公开工作通过全流程、最广泛的民主监督，在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公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他连续两年围绕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提出提案；

在基层调研时，一位资深法官助理向聂鑫倾诉自己在薪资待遇、社会地位、职业尊荣感等方面与员额法官的差距，他就在深入调研、了解情况后，提出了设置“助理法官”“助理检察官”岗位的提案，为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发声……

一桩桩一件件关乎中国法治建设的提案，生动诠释着聂鑫履职尽责的实际作为。而最让他有成就感的时刻，莫过于那位基层法官助理在看到他提案的相关报道时，向他发过来的一句：“感谢您为我们发声！”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的下一句，是行万里路。

聂鑫没有详细记录过自己读过多少本书，但走出书斋之后，他确实步履不停地把论文和履职作业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2023年4月，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不久，聂鑫就跟随全国政协“《科学技术普及法》的修订”专题调研组到广西、上海两地调研。在参观上海市政协“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时，聂鑫却放慢了脚步，找到了市政协相关负责人，希望能够了解更多情况。

原来，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聂鑫提交了一件关于完善街道基层民主机制的提案，建议完善街道层面直接有效的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机制。上海市政协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建机制不建机构”的创新做法，跟自己的提案建议有关。

“虽然提案早已提交，但我对问题的关注不会进入‘完成时’，而是一直在‘进行时’。”聂鑫说。

很快，聂鑫收到了一份更加详尽的资料。之后，为了进一步了解民主协商制度在基层的实践情况，他又到浙江、江苏、广东等地调研，深入了解基层践行协商民主的机制和举措。这些都被他写进了题为《完善街道民主协商机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调研报告中。

最近，他又参加了全国政协“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外委员专题视察活动，深入西藏多个地区，与基层干部和群众深入交流，亲身感受近年来我国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西藏在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民主化与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等方面已有不少经验，可以进一步提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经验、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从西藏回来，聂鑫电脑桌面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文件夹，又多了不少内容。

在他看来，充分发挥自身专业能力和优势，是政协委员履行职责的有效途径。深耕法律史多年，聂鑫对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甚是了解。“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以及对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不仅体现了中国法治的智慧，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聂鑫认为，讲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故事，是做好新时代普法工作的关键。“从中国历史或是耳熟能详的大案要案中挖掘、提炼法治故事，再通过影视作品、舞台剧等方式，让公众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法治的内涵与价值。”

就这样，聂鑫的脚步，又奔波在法律普及的路上。他为机关、高校讲解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连续多年在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中担任评委，为地方法院、检察院讲解“国家司法制度改革与法院高质量发展”课题，为香港中文大学暑期班讲授“中国司法制度与改革”课题，在高校举办司法改革专题讲座等，为做好普法宣传工作，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学习法律专业开始算起，聂鑫从事研究已有20余年。最初从读书中获得的对法律的敬畏和热爱，伴随着他走过这段漫长而快乐的时光。如今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讲述自己身边的法治故事，聂鑫深感欣慰。

对于走出书斋的聂鑫来说，面前等待他的，是更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和更多需要深入探索的实践。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都不会停下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