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蜀报》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的“党报”，存在了29年、出版了10579期，它是重庆第一份新闻性日报，也是重庆近代史上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大报，它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价值值得挖掘和研讨……

民盟先贤倡导主办

1919年，四川青年王光祈、陈愚生等6人和李大钊发起成立了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张澜得知情况后，安排秘书杜象谷邀请王光祈、陈愚生面谈。

当时的四川地理位置偏僻，资讯比较落后，报刊很少，他致函民盟发起人之一的鲜英，嘱咐他与陈愚生在重庆办报，在四川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蜀报》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鲜英欣然接受张澜的安排，马上联合川东道尹叶秉诚、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沈与白以及重庆城防司令袁承武共同出资1万余元办报，并担任董事长和发行人。陈愚生（少年中国学会副主任，1923年因病辞世）与刘泗英（著名报人，曾任新中国日报董事长、青年党中央秘书长）分别担任第一任社长与总编辑。

1921年2月1日,《新蜀报》创刊，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宗旨。土纸竖排单面印刷，日发行量最高2万份。由于连续刊文支持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为，最终触怒反动当局，《新蜀报》报社遭到查封，陈愚生被迫辞职。后经张澜等人疏通，聘请周钦岳任总编辑，复刊发行。

中共党员接力主笔

周钦岳担任《新蜀报》总编辑后，聘请从法国勤工俭学一同归来的陈毅担任“域外见闻”等栏目的主笔，至1926年，陈毅共发表时评、短篇小说、白话诗和杂作等十多万字。

陈毅1923年去北京读书后，周钦岳改聘1922年加入中共的萧楚女担任主笔。萧楚女曾被誉为“四川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启蒙运动旗手”，1923年6月，他在《新蜀报》上开辟与读者互动的栏目“社会青年问答”，文笔犀利、风趣幽默。两年里，他以激昂深刻的文字，赢得了读者喜欢，被当时的知识界称为“青年的百科全书，黑暗中的领路人”。这期间，报纸发行量达到3000份，占重庆报纸的1/3。也因此深为军阀憎恨，最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5月推出的“新蜀报四千号”发行纪念册上，称萧楚女为《新蜀报》的第一个大功臣。

1927年“三·三一”惨案爆发，《新蜀报》总编辑周钦岳和经理宋南轩被迫离开重庆。报纸生死存亡之际，鲜英重新担任社长，聘请杨丙初担任总编辑，一同努力带领《新蜀报》走过艰难岁月。

周钦岳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6师政治部主任，后参加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秋，经当时的社长袁承武专函催促，周钦岳返回重庆，续任《新蜀报》总经理、社长。

1949年11月，周钦岳赴北平参加政协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涤新废旧启迪新机

萧楚女被驱逐后，周钦岳又邀请国民党左派、经济学家漆南薰担任主笔。从1925年秋到1927年3月31日牺牲，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漆南薰积极热情地宣传革命，几乎每天为报纸撰写一篇“社论”或“时评”，此外还写了大约300篇文章，近百万字。

《新蜀报》意见独立，观点明确。1935年1月1日在《本报改版启事》申明：“国家民族之立场，即为本报之立场，人民大众之公意，即为本报之意见，凡足以推动时代，有利国家民族者，本报无不竭诚努力，否则，亦尽量指陈，垂涕纠正。此为本报之根本立场，过去如此，今后自亦当如此。”

抗战时期，重庆有史以来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指挥和外交活动中心。到1939年底，全市登记注册的报纸共20家。1941年5月左右《新蜀报》销售量已经接近7000份，几乎可以与《大公报》齐肩。

抗战期间，各报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新蜀报》也不改“民众喉舌”本色，敢为人先——

1937年冬，《新蜀报》记者温田丰由上海，转武汉，经西安，进入陕北，于1938年1月14日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四度通信。毛泽东以幽默而通俗的话语，肯定地说：“只要不怕困难，勇于牺牲，抗战必然胜利！”同时挥毫落笔为《新蜀报》题写了一张条幅：发扬民气，建设新四川，造成抗日战争的有力根据地。

温田丰写成的《延安通讯》《毛泽东的印象和谈话》等文章，首次在重庆报刊向重庆读者介绍陕北的风貌及中共领袖的风采。

1939年1月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等国民参政员在鲜英公馆“特园”发表宣言，反对汪精卫的叛国罪行，宣言送到重庆各家报馆，仅《新蜀报》一家登载，此为大后方公开声讨汪逆罪行的先声。

1939年2月1日《本报十八周年纪念》描述：“本报诞生，恰当战后新思潮澎湃之际，发刊地域，是在号称‘魔窟’之四川，报名新蜀，顾名思义，原期涤除废旧，启迪新机。”

见证民盟盟员成长

抗日战争时期，是《新蜀报》在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时任社长周钦岳为报社延揽了一批文化人才甚至大家，如漆鲁鱼、姚篷子、金满成、高天、萨空了、刘尊祺、温田丰、赵铭彝、萧崇素等人到报社工作，像老舍这样的文化名人也为报纸撰稿。萨空了等人后来加入民盟，成为重要成员。

1940年萨空了经范长江介绍进入《新蜀报》，“皖南事变”爆发后他被迫离开重庆到达香港，恰逢梁漱溟在香港创立民盟中央机关刊物《光明报》，应邀担任了报社经理。

1942年冬，周钦岳聘请高天接替萨空了的工作，后被国民党压迫离开。1946年前往香港加入民盟，担任民盟香港、九龙支部执行委员兼秘书主任，1949年8月参加民盟总部机关报《光明报》组建工作，担任第一室主任。后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赵铭彝1936年就进入《新蜀报》工作，在他的影响下，成为抗战时期宣传话剧的最有成绩的媒体，抗战胜利后加入民盟。

后来任重庆民盟主要领导人的冯克熙，经曹禺介绍认识了赵铭彝，被赵引荐给周钦岳，旋即被安排进编辑部工作。这是他参加革命、投身民主运动的重要起点。冯克熙1945年在重庆加入民盟，后来成为盟内有影响的活动家。

勉励创新影响日深

《新蜀报》堪称重庆报界翘楚，在很多方面开风气之先——它最早与读者互动，坚持每日出版，采购新式转轮印刷机，改用电气铸字，还是抗战期间重庆200多家报刊中唯一一张能够套红的报纸。

副刊也是《新蜀报》的一大特色。最初，副刊名为“文峰”，后改为“蜀道”。抗战期间，《新蜀报》副刊开辟的“金刚钻”“新副闲话”栏目备受读者喜爱。他们把“一钻日本帝国主义，二钻勾结敌人之汉奸，三钻贩卖仇货之奸商……十钻一切不合理的语言行为”作为自己的目标和策略。“金刚钻”每天用二三百字嬉笑怒骂的短文，揭发抨击一人或一事。“新副闲话”专栏始终不与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妥协。“蜀道”还因展开过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受到文艺界的注目。

1936年10月31日《新蜀每周画报》创刊，8开2版，每周六出版，王敦主编。内容多为反映抗日的时事照片、漫画、木刻等，有时也有艺术照和关于美学的论文。

《新蜀夜报》是《新蜀报》的晚刊，1937年12月15日创刊，发行人由《新蜀报》总编辑杨丙初担任，日出4开1张。该报没有社评和短评，设有言论性专栏“金刚钻”。

抗战时期，《新蜀报》先后开辟了多个文艺副刊来宣传抗战文艺，其中，“蜀道”跨度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特征也最为明显，从诞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始终坚持“进步”和“兼容”并举的编辑方针，成为推动重庆抗战文学进程的主力军，更成为了全国抗战文艺的一面旗帜。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政协原社法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