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卷帙浩繁的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当代中国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为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保护好、传承好古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赓续历史文脉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本期讲坛邀请陈红彦委员结合本职工作，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的保护与修复。

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在1900多年前，中国发明了造纸术。造纸术的发明促进了书籍的生产，也催生了印刷术的发明。大约在1300年前，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在900多年前，中国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不但使书籍的社会生产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也使人类文明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的伟大贡献，也因此有了文明之母的美誉。

中国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以记录史实、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传主张为目的的中国古籍，记载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反映了我国从远古到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的发展进程。如果从最古的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算起，中经竹简木牍、帛书的发展阶段，后来出现了写在纸上的书、雕版印刷的书、活字排印的书，其数量之丰富、历史之悠久，世所罕见。

中华古籍浩如烟海，承载了中华文明，也极大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我们今天所见如此宏富的古代珍贵典籍其实只是中华祖先创造的全部文化财富的一小部分，由于人为破坏和自然灾害，许多典籍早已荡然无存。明叶盛说：“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书若也。”历代学者多有研究书厄者，故有五厄（隋牛弘）、续五厄（明胡应麟）、再续五厄（近人祝文白）之说，以为藏书之鉴。

古籍修复和保护几乎与古籍的产生同步，历史上兵燹火厄等天灾人祸，让古籍不断散佚、损毁，同时，先贤们也在不断抢救、修复、保护古籍，延续其生命。前贤对古籍的倾力保护，使我们仍然可以用浩如烟海形容现存的古籍，中国古籍流传的历史就是生产、损毁、保护并存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重视载体的保护，在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岁月中筹划并开展了大量以古籍保护传承为核心的项目，为古籍的永续流传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最近17年，随着国家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科技辅助手段越来越丰富，古籍保护更是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开启珍贵古籍的抢救性修复

75年前，新中国成立。那一年的4月，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平图书馆迎来了中央政府拨交的《赵城金藏》4300多卷另九大包。

《赵城金藏》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全的汉文大藏经，因刊刻于金代，所以称为“金藏”。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所有经版运到中都，共计168113版，6980卷。由于其底本——北宋刊刻第一部官刻大藏《开宝藏》世间仅存13卷，《赵城金藏》便成为早期大藏经标本。因这一部为元世祖中统初年广胜寺僧人到大都请印后运回赵城县，在庞家经坊加配扉画后安放在广胜寺供养，故称《赵城金藏》。这一放就是700多年。1933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成员范成法师在搜寻《碛砂藏》配补本的过程中，机缘巧合于山西洪洞广胜寺的发现，才使这部国宝得以重见天日。

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曾邀请北平文化界人士于力、范文澜、王冶秋、马叔平、向达、韩寿萱、周叔迦、巨赞、晁哲甫、叶圣陶、季羡林、张文教、程德清座谈，就《赵城金藏》的修复与保存征求意见。赵万里先生向与会者介绍了北平图书馆拟定的《赵城金藏》修复和保存计划：决定摒弃传统的修旧如新的原则，采用“整旧如旧”的原则修复。

《赵城金藏》修复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个修复工程，也奠基了国家图书馆新时期的文献修复事业。1949年至1965年的16年间，韩魁占、张万元、徐朝彝、张永清等揭裱高手蒸、揭、托、裁方、接纸、上褙、砑光、托裱，精心修复，4000多个经卷从布满黑霉，粘连成木炭状得见天日。但因历史局限，部分经卷被换掉了褙纸；很多经卷被全卷托裱，遮盖了原状；修复工作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和图片资料，成为遗憾。

得到续命的《赵城金藏》很快被学界利用。1984年，在国家图书馆老馆长任继愈的主持下，中华大藏经局以《赵城金藏》为底本，整理出版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赵城金藏》的雕印，凝结着先贤的智慧，其保护传承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感。

当时的古籍生存状况和人员、材料对修复古籍造成的困惑引发了前辈的思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周叔弢与徐森玉等先生为代表的前辈们关注到大量古籍曾因虫蛀鼠啮、兵燹火厄形成各种病害和修复人员的严重不足，于是联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希望以国家力量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建议设立古籍修复培训班，培养修复人才，不使传统技术失传。其后由政府组织的业界培训每一轮次历时两年，小班授课，安排整修古旧书籍各工序的操作规程、我国历朝装订形式的发展过程、历朝版本和纸张的区别、装订用各种纸张名称等课程。除修复师手把手地教授和学员日复一日地练习外，还请赵万里先生讲授“我国善本书在文化遗产上的重要意义”和“怎样装修善本书”两个专题。培训主体是经验的传授，甚至是南北不同流派的传承，那时受训的修复人员之后成为了古籍修复的骨干力量。

古籍保护修复工作进入快车道

1991年起，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修复专项陆续开始，汲取了《赵城金藏》修复的经验教训，修复原则为救命为主、治病为辅，最小干预、过程可逆，给文献修复保持原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新老修复师之间仅凭经验授受、手法传承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

2006年文化部曾经委托国家图书馆进行过统计，存世古籍未经普查，底数不清，总体数量估算为3000万册件，其中破损数量大致为1/3。当时能够进行古籍修复的修复人员在100人以内，在古籍静止不再继续损坏的前提下，完成古籍修复需要1000年，而古籍保护的技术研究当时几乎未曾起步。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古籍修复保护受到全社会前所未有的普遍关注。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牌子，在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的领导下统筹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从这一年起进入快车道。

《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当时我国古籍保护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受关注的就是古籍老化、破损严重；古籍修复手段落后，保护和修复人才匮乏等。要求加强古籍修复工作，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2011年，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文社文发〔2011〕12号）再次强调多途径古籍专业人才建设，提高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专家制度、修复师资格认证、古籍保护教学培训基地和中华古籍保护实践基地；发挥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作用，促进修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古籍保护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发挥国家级古籍保护实验室作用，开展古籍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为修复鉴定提供科学依据，开展民国文献脱酸和加固技术的研究。这是经历了4年古籍保护的实践又提出的新目标。

作为全球中文古籍最大的存藏单位，国家图书馆努力让古籍修复和保护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以推进行业的发展，成为工作的重点。之后，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组陆续成为全国建立的12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之一，成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现在的47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皆为中心的辐射），成为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拥有三位全国技术能手；还陆续与高校合作，开展古籍保护人才培养。与北京大学、社科院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等或合作课程、教材，或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国家图书馆作为古籍修复保护的国家队，在上级支持和全国的同行共同努力下，让古籍修复保护的人才队伍数量、质量显著提升。

17年的发展，全国古籍修复人数达到千人，而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人员的队伍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年轻人成为主要力量。2008年，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在“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成立仪式上拜非遗传承人杜伟生为师的胡泊、谢谨诚等8位年轻人以及之后拜朱振彬为师的崔志宾，通过参加“天禄琳琅”专项修复、西夏文献专项修复、三件早期印刷品修复、文保基金花呗专项的敦煌遗书修复、文保基金字节跳动专项的《永乐大典》等70件珍贵文献修复等，不但掌握了师傅的技艺，还在修复中开展材料分析、技术研发创新及理论研究。

对藏书的原有材料、破损情况以及修补材料等进行科学检测与分析，使得以往以经验判断为主的修复工作开始有科学检测作为辅助。年轻的修复师们设计的小切口古籍保护技术科研项目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图书馆和社会资金支持下陆续开始，逐步取得成果。

修复材料最大用量的是修复用纸，传统的手工纸制造是将麻、韧皮、竹、草等植物纤维原料通过堆沤发酵、煮料、洗料、晒白、打料、捞纸、榨干、焙纸的加工流程制作而成，周期长，采用中国传统工艺造出的纸，其pH值显示为中性或弱碱性。又由于处理方式温和，纤维完整，纸质柔软，确保了手工纸的耐久性和抗老化，加之入潢等工艺的防虫作用，手工纸纸寿超越千年而仍然触手如新的文献大量遗存。而这种造纸工艺经过两千多年已经成为国家急需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合适的纸张成为修复古籍的关键。

传统手工纸涉及的植物种类大致有三四十种，依照原料的不同，可将传统手工纸分为麻纸、皮纸、竹纸、草纸和混料纸五种类型。早期麻纸文献，在敦煌遗书中有大量遗存。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件《律藏初分》，写于417年，距今已有1600余年，而现在麻纸的生产几乎绝迹。珍贵文献修复时纸张的选择一直存在困惑。

年轻修复师在传承老一辈技艺经验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新时代文献保护的科学技术，开展了“古籍文献及修复用纸张纤维原料与显微图谱”“古籍修复用纸自行抄造研究”等多种研究试验，不仅抄制出了合适的修复用纸，还完成了多项修复工程，取得了良好的预期，也让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科研水平更进一步。多项工艺获得突破，有些填补了国内空白，在提高古籍修复质量、工作效率，让修复更科学、更规范等方面产生了显著效果。青年群体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2023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入选“全国青年文明号”，并经过评比修复组成为首批文化和旅游技能人才提升基地。

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

随着国家科学技术新成果的不断出现，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在古籍文献鉴定、修复、保存甚至被称为再生性保护的传播等方面更科学、更有效，成为古籍守护者的福音。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古籍保护实验室自建立后，便基于文献保护现状和发展需求，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保护技术研究及标准规范研究。文献载体的成分和结构，载体变质、变色、老化、氧化、降解、酸化的化学反应过程和反应机理，文献载体霉变机理，字迹的颜料、染料或墨水成分和结构及其褪色、变色问题，光线尤其是紫外线对文献载体、字迹及装订材料的影响，其他可影响文献保存寿命的因素的研究等基础研究，皆有所推进；名家手稿纸张脆化研究、外文及民国文献修复室建设研究、典籍博物馆展柜及展览环境调研、甲骨加固的实验研究、红外光谱法对墨水痕迹在不同老化条件下消褪过程的研究等，探明机理，针对性实施保护措施，让古籍文献得到更好的保护。针对文献保护的常规工作技术，进行文献的防虫防霉、防光、消毒、除虫灭菌等新技术，文献脱酸技术及设备的研究。研制新的材料用于文献的加固保护、文献收藏条件改善等，取得重大进展。

2014年，古籍保护实验室被评为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将科研与文献修复保护实践合为一体，给修复保护以强有力的理论、技术支撑。比如，近年来脱酸技术实现突破，国家图书馆自有知识产权的批量脱酸工艺已经开始应用，进行着民国文献的保护和修复，这让1850年至2000年间的酸化文献可延长二三百年，是保存一个时代的国家记忆，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不会中断。

以实验室、修复技术为核心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也逐渐规范着古籍保护工作。《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图书冷冻杀虫技术规程》《古籍函套技术要求》《图书馆古籍虫霉防治指南》……规范化的脚步在加快。

十几年间国图修复保护还诞生了一些专利产品：古籍文献整理拷贝台、高清摄影文献修复台、古籍修复淀粉提取机、古籍修复浸染机、古籍修复多功能工作台、古籍修复拉染机、纸浆补书机，不仅让修复效率得以提升，也让过程控制更科学。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强调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古籍存藏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专业机构建设，扩大古籍保护修复人才规模，完善用人机制，强化古籍人才培训，成为新时代发展方向和重点工作。

保护修复好古代典籍，让古籍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向世界展现属于中国人的自豪和自信，是时代赋予今天古籍人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