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快递、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成为城市中的一道道亮丽风景线。在这些新就业形态就业者群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女性从业者的身影。她们通过灵活就业，在新平台、新方式、新领域中实现着自己的价值，在热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

如何让新就业形态中的女性劳动者更加体面、安心地工作？如何充分保障她们的各项权益？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从业者及部分全国政协委员。

让更多的“她们”被“看见”

清晨6点，租住在北京通州区的外卖员沈欣在App上准时打卡上线。很快，她接到了当天的第一个早餐订单。这是她眼中的“好单”，餐厅出餐速度快，客户所在的小区允许外卖车进入，且楼内有电梯。

订单中的计时器在不停地跳动，沈欣加快了下楼的脚步。头盔、面罩、护膝，她穿戴得一气呵成，取出充电柜内满电的电池，启动电动车，随后便消失在了城市的车水马龙之中。

沈欣今年36岁，来自广西玉林，2022年来到北京从事外卖员的工作。在此之前，她没想过自己的人生会和这个行业画上交集。

“以前是做美工的，后来公司裁员，就成了失业青年。”沈欣有两个孩子，儿子今年11岁，女儿7岁，“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家乡也确实不好找工作，就决定把两个孩子托付给老人，自己到大城市来闯闯。”

“来了就要租房、吃饭，当时想着把送外卖当作一种过渡。”让沈欣没想到的是，工作找得并不顺利，外卖员竟然一做就是两年，她也从看地图都懵圈的“菜鸟”变成了通州万达广场附近的“活地图”。

“刚开始的时候一天能跑30几单，每月到手五六千元。后来熟悉了路况之后，最高的时候拿到过1.3万元，是在老家时工资的将近4倍。”沈欣说，“虽然辛苦，但时间也相对自由，觉得还可以坚持。”

去年，沈欣从众包骑手转成了专送骑手，每天至少要工作8个小时。“这个工资我还是满意的，现在很少再去浏览招聘App了，每天沾枕头就能睡着。”

沈欣的工资是按单计算，平时她总会以最快的速度，接更多的单。但每天晚餐高峰时间段，她却会主动停止接单一会儿。“晚餐高峰时孩子们正好放学，会和他们视个频，聊聊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等我收工回去的话就太晚了，影响孩子们休息。”沈欣说。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妇联副主席陈中红在调研中发现，和沈欣一样，很多女性都是因为传统就业市场挤压，且面对育儿、房贷、赡养老人等多重压力，而选择加入了外卖、快递、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群体。

“其中大多是35岁以上的女性，新业态因为灵活性、门槛低，成为很多人过渡性的选择。她们虽然都可能遇到过人生中的不如意，但是展现出了很强的生命力，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陈中红说，但同时，她们也面临着很多困境，需要更多地“被看见”，“作为政协委员，希望通过建言和呼吁，让暖‘新’举措越来越具体而微，让她们更加有尊严、有保障、有发展。”

在收获与困惑中不断前行

相比沈欣，“00后”网约车司机花花（化名）的压力小了许多。

花花家住北京丰台区，“专科毕业那年赶上疫情，找工作挺难的，正好自己也有车，觉得网约车时间自由，而且可以多劳多得，所以就一脚‘踏’了进来。”

“一天跑10到12个小时，成本就是车的电费，每天平均能到手500元。”花花说，“我现在没结婚，养活自己够用了。每个月会给自己放假七八天，享受享受生活。”

在记者采访的多位女性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中，花花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更多的人上有老、下有小，等着她们的还有房贷、车贷、孩子教育等各种支出。“单子少的人不敢休息，因为要保证足够的月收入。‘单王’更不敢休息，怕自己的地位不保，完不成平台下发的任务目标。”沈欣告诉记者。

“压力谁都有，入了这行其实也遇到过很多暖心的人和事。”沈欣笑着说，“有时候拿着比较重的东西爬楼梯到6楼，对方会一直跟我说不好意思；有时候遇到天气不好，有人会主动发消息让我不用着急，嘱咐我路上注意安全，到了还不忘给递来一杯热水。”

入行3年，花花加了很多网约车司机的微信群聊，她发现，“相比男性司机，女性更加细心，车内也普遍更干净，获得的好评相对更多。”

问及困境，除了体力上的挑战外，多位女性新业态从业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件事，“没时间去卫生间。”

“我们大多往返于商场和小区之间。每次饭点，尤其是节假日时，商场和写字楼的女卫生间都要排队，有时候时间还比较长，我们着急送单，来不及。”沈欣说。

花花有着同样的烦恼，“有时订单比较密集，或者跑远途的时候，找不到卫生间。而且也不敢随便停在路边，一个违停罚单，半天就相当于白干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们想到了同样的方法：少喝水。“遇到生理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肯定会影响接单量。”沈欣无奈地说。

“其实送外卖也需要信息共享，比如哪个小区不让骑手进入，哪个商家出餐比较慢，怎么接单赚得更多等。”沈欣说，平时见到的女骑手较少，“很多男骑手会在没单的时候聚在一起聊聊天、抽抽烟，感觉自己挺难融入的。”

对沈欣来说，能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生活，是她最大的梦想。“很多女性外卖员的期待其实都是一样的。”沈欣无奈地说，“但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了，而且孩子上学也是问题，即使克服各种困难把他们接过来，我这个工作也不能很好地照顾他们。”

让更多“她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作为劳动者的“娘家人”，近年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直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粟斌的牵挂。

“相较于传统行业，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还属于空白区域，生育保险、假期、健康体检等权益急需有更加明确的保障。”粟斌说。

粟斌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保障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权益，近年来，全国多地都在进行有益的探索。

比如，今年4月，《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在全国率先针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作出规定，“如推动政府为其提供免费的两癌筛查服务，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制定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时，充分听取女性劳动者意见，考虑女性劳动者生理特点等。”

粟斌认为，通过立法，建立完善新就业形态中女性劳动者的经期、孕产期、哺乳期等特殊时期的保护制度，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要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同时探索将生育奖励假及配套休假纳入生育津贴保障范畴，统筹生育休假与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衔接。”

“女性权益在新业态中确实更易忽视，仍需关注和完善。”陈中红表示，妇女因生育等原因，更易患病、失业、造成职业伤害等，“此外，因为肩负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她们就业的灵活性需求也高于男性，需要更多的支持措施。”

粟斌在调研中还发现，新就业形态中的女性劳动者因为各种原因，更加缺乏归属感和支持网络。“很多女性从业者甚至不知道当地工会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的具体位置，对于参加相关活动也比较缺乏积极性。”

“话语权的缺失，会直接影响她们在平台化劳动中的主体地位，不能充分展现她们的自身能力。”粟斌表示，工会组织是解决新业态女性劳动者急难愁盼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也应该是她们最温暖的“家”。

为此，粟斌建议，要着力推进工会女职工组织的各项工作，让她们入会有“门”，应入尽入。“同时，工会要多为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办实事，积极协调引入更多社会资源，为她们提供更多元的服务，从而温暖和凝聚更多劳动者。”

“此外，目前新就业形态中的女性劳动者面临着人员流动性大、稳定性差的问题。”全国各地的工会爱心驿站，粟斌是“常客”，“有时候隔两三个月再去，那一片的外卖员、快递员就换了将近一半人。”

粟斌建议，要加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力度，鼓励更多女性劳动者参加技能竞赛，展现女性风采。“总之，新就业形态中的女性劳动者增多是趋势，作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服务者，要进一步关注和支持她们的生存现状，把更多细致务实的服务举措落到实处，助力她们向‘新’而行，绽放‘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