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今年参与的几次全国政协专题调研中，不管是聚焦“推动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主题，还是围绕“推动文物科技创新”主题等，都流淌着文明的印记。

丁村、陶寺、仰韶、二里头、双槐树、裴李岗、大河村、殷墟……众多的发现，“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调研所到之处，无不具有深深的文明印记，让我再次受到中华文明史的教育，对创造和传承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先民们的钦佩和敬仰油然而生，也为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而自豪。同时，在考古遗址，听着考古工作者的现场讲解，我不仅了解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更被广大考古工作者在艰苦条件下的严谨治学和奉献精神所感动。

我们所调研的地区——山西、河南、陕西等——都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文物数量多，文物研究、保护和展示也走在全国的前列，对科技手段的应用成效显著。因此，调研工作获得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参观了不少博物馆，包括不同类型的遗址博物馆，例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殷墟博物馆等。各博物馆依托丰富的展品，采用现代的技术手段为观众营造了良好的观展环境，带给观众令人难忘的观展体验。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延绵不断五千多年，目前仍具有强大的活力与生命力。我不禁想到，如何才能将这些遗址博物馆展示的不同阶段的中华文明综合起来，整体呈现给观众？这可能需要一些综合性博物馆发挥作用，来更好地展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传承至今的过程，以及中华文明对当今的价值与影响，以彰显中华文明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礼仪之邦”。“礼仪”的传承与发展，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小到人与人相处，大到国与国交往，礼仪不仅仅是表面的形式，更体现在实际行动中。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包蕴非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深入发掘并继承发扬，将让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更加绚烂多彩。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与过去被归为文史类学科的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考古学研究已经成为融合人文科学和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等多个自然科学分支的交叉学科。山西陶寺遗址中国最古老观象台遗址的发掘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的时代，学科发展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当前一些高校的文博学院仍然按照文科类别招生，显然与学科发展新形势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不相适应。国家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在文博领域特别是地方文博机构中还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多年来县级等基层文博单位的专业人员队伍呈现萎缩趋势，甚至影响一些单位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构建适应文博事业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构建从科学研究到保护展示、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文博领域的组织和人才体系，如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是文博领域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过程中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调研过程中，在多次与一线文博工作者的座谈交流中，都听到了建设文博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呼声。相关专家也强调了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必要性。在我看来，文博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需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做好顶层设计，以引领学科发展为目标，在引进自然科学领域先进技术手段的同时，引入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创新发展文博领域自身的理论体系，为高水平的研究工作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促进全国的文博事业健康发展，为文博领域的学术和技术交流搭建平台。

文明的印记，需要在科学研究中探寻，也需要在科学普及中传承。置身于河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等熙熙攘攘的观众群中，我想起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与曲伟、徐星等多位委员提交的联名提案，建议进一步推广青少年科普主题出版读物，提升青少年科技素养。科学普及是一件很有意义且有着深远影响的事情。好的科普读物，不仅可以传播科学知识，还可以给读者以启迪，帮助读者提升综合科学素质和甄别判断能力。这一点在信息爆炸的当代，面对打着科普的旗号或幌子传播非科学甚至是伪科学的信息时，尤为重要。让青少年走进科学、热爱科学，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国家未来发展意义重大。文博领域的科普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任重道远。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中华文化，沿着文明的印记，我们走进历史深处，又来观照现实，在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中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与迎接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