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石窟石刻我大多看过，唯有云冈石窟没去过。奇怪吗？不奇怪，因为那里离京城很近，这或是所谓“灯下黑”的心理效应使然吧。当然迟迟去看，也有一个自造的理由，即重头戏在最后头，也许是个更好的安排。再说，云冈石窟的图片和资料介绍已经看过不少，似乎闭着眼也能想到，那里的佛教造像如何美轮美奂。但云冈石窟终究是要去的，去了才会有新的发现和心得。

无书不可，尽信书也不可。理想的状态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行万里路”需要摆在前面，不亲自去看、去比较，怎会有新的体验？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毕竟是我自小听到的最有道理的话。

按照云冈石窟造像的时间顺序去参观，首先就是开凿最早的昙曜五窟。昙曜五窟都是高达数米的单独石佛造像，其中一窟外围坍塌，形同露天像，看得更为真切。五座造像很是生动自然，每一座造像都面带一丝微笑但又尽显威严，也有手印，但一律是并指弯曲向上，并没有佛陀坐像常有的那种各色手印和坐姿，也没有陪像，很人性化。这种形象在石窟艺术和寺庙艺术中恐怕是独一份的。

据比较确切的记载，建都于平城即后来大同的拓跋部，一开始并不信仰佛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让北凉三万户军民迁往平城，其中就包括了本应还俗的僧人昙曜。昙曜少年时代就在佛教流行的凉州出家，对中国最早的具有多种古代宗教因素的武威天梯山石窟自然很熟悉。到平城后，他一直坚持没有还俗，并逐步取得拓跋焘继承者文成帝的信任。昙曜采取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即把人间帝王的至高权力与佛的无边法力统一起来。他向文成帝建议，何不把北魏王朝的五代祖先刻画成高大的石佛，尽显北魏君临天下的神威。这个既对佛陀礼赞又能树立北魏皇家权威的建议被文成帝采纳，于是兼为皇家家庙的昙曜五窟如此这般横空出世了。

接着就是北魏后来开凿的华美石窟，色彩很艳丽，形制也多样，出现殿堂式石窟的多种形式。在这些石窟中，有突出主像中将神态各异的大小佛像凿刻在四壁，也有佛陀说法弟子会心微笑倾听的生动场面，但绝无供养人形象的出现。由此可以判断，这依然是北魏的皇家独家工程。有些壁凿和彩绘的图景出现了飞天和乐人，无疑也是古代帝王们心目中和现实中更理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敦煌莫高石窟中的某些元素，但似乎也有武威天梯山石窟的某些因素，但最显眼的是在佛教世界里象征未来的弥勒形象的出现，在五彩缤纷的粉饰里，尽显北魏皇家的气派和追求。

一般来说，自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云冈石窟皇家开凿的历史就结束了。从南北朝到唐代，重要的皇家石窟有三处，一是云冈石窟，一是龙门石窟，一是北齐开凿的响堂山石窟，其余大多都是地方性政权倡导和民间开凿的，连最有名气的莫高窟也是如此。具有商业象征意义的是，因为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的巨大影响，石窟和石刻艺术遍布在中国南北东西的商道上，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显在地标。在丝路通衢和要路口，只要石质适合雕刻，那里就会有大大小小的石窟、石刻和石室。云冈石窟在北魏皇家营造工程结束后，其自身的营造并没有完全结束，民间自发的石窟造像依然延续了很长时间，不过这些石窟造像相对规模较小。我看了几处，造像人物一般很清秀，也出现了很多供养人。

站在云冈石窟几组代表性洞窟前，特别是仔细观察营造时间最晚的一组洞窟，我不禁有些浮想联翩。比如，石窟里供养人的有无，是判断石窟是官办的还是民间自发的一个重要指标。还有说法认为，造像清秀与造像丰满，是区分北魏与盛唐造像的标准，在我看来似乎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号。看看云冈石窟的分期造像，分明显示着不同动机和不同情况下造像风格的差异。在昙曜五窟一期造像里，需要显示的是高大威猛又可亲近，彰显拓跋游牧部族王者君临天下的佛陀与人间的具象，哪里见得出一丝一毫的单薄和清秀呢？真正出现清秀的造像，倒是北魏后期民间石窟中的作品居多。其间有直鼻形象，一看就是西来之人，它们或是“胡商”所开凿，但带有本土气质特征。佛教产生于古代尼泊尔，但东传的平台确乎在今天巴阿交集的犍陀罗文化地区，因为这里曾是希腊文化影响多年的地区，无疑会伴生西方文化的一些因素。但这些复杂文化因素的携带者，除了工匠，更多来自“胡商”。他们一般没有富可敌国的财力，更缺少行政动员力和组织能力，所以其开凿和雕刻的石窟，自然要比皇家石窟简约许多，而清秀的形象正是北魏石窟造像后期的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更多是民间石窟的形象特征。

此番看过云冈石窟，不仅再次拓宽了文化眼界，也让我更加信服了南宋诗人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一诗中吟过的那句诗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