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版:华夏周末

说好了要做邻居的

——纪念朱鹏先生

▲卜键(左)与朱鹏(右)等友人合影

卜键

大约是8年前的暮春,在大阪的一个小型聚会上,我与高大魁梧的朱鹏第一次见面,碰杯絮话之间,竟觉得心一下子贴得很近。那是我与国家清史编委会几位同仁(有张永江教授、刘文鹏教授等)到日本访问,先到东京,再往仙台,最后一站是大阪。帮着联络接洽的是华立教授,曾任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所长,执教于当地一所大学,常热心帮助国内的清史纂修做一些事情,是她向我介绍了朱鹏。

接下来访问京都大学与天理大学,参观图书馆,举行座谈和小型研讨会,都由两位轮流作陪。朱鹏是天津人,国内读完硕士后到大阪大学读博,毕业后在奈良的天理大学文学院教书,渐升为教授。应我的要求,他还引领大家去了自己的办公室,有几分勉强,再三说太乱,开门后果然难以下脚,唯一的旧沙发上毛毯、围巾袜子与书稿交杂,除却两面靠墙的书柜,案头墙角乃至地上充塞着图书资料。一看就是个工作中的样子,是读书人的状态。

朱鹏是一个孝子,老母亲耄耋遐寿,居住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是以他经常回国,乘便也到清史编委会的图书档案中心查阅资料。他与永江为好友,又都有几分酒兴,常在附近的小酒馆对酌,有时也叫上我,喝得开心,话语便稠密,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后来朱鹏曾陪天理大学的校长来编委会访问,西服革履,居间做翻译,交流颇亲切,却觉得有点儿官样文章,还是那个穿T恤衫的他更为真切。

退休后,我有意逃离京华软尘,避居于燕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读书写作,朱鹏反而来得更勤了。不管是回国参加学术活动,还是往天津探望母亲,多会弯到远郊与我聚聚。村中不缺小酒馆,有时他自己来,有时与潘振平等一起来,每次都喝得很开心,交谈时话题广泛,可中心仍在于学术。近年来我致力于搜辑东北边疆史地的档案文献,陆续刊登了一些文章,也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专栏,而因不懂日俄语言,不能直接阅读两国的史料记载,颇受局限,朱鹏则在日本文献方面尽可能给予帮助。一次参加东京大学举办的学术活动,会后到奈良投奔朱鹏,在天理大学图书馆泡了整整3天。该校藏有不少中国古代的珍贵典籍,也有很多早期日本人考察库页岛的记述,收获甚丰。朱鹏执教的课程多,又担任着一些教学管理事务,而一有时间就到图书馆陪我,帮着检索和复印,还请嫂夫人陪我去参观了东大寺、春日大社等名胜古迹。前年6月他主办了一个清史研讨会,邀请振平、永江和我参加,会后与夫人开车数百里,陪我们到日本海沿岸游览,自然也少不了放松地喝酒聊天。

朱鹏伉俪情深,也深爱自己的家庭。记得他以前喝多酒会为儿子不找女朋友纠结,说其在洛杉矶的一家美国公司打工,忙得昏天黑地,下班后倒头便睡,30多岁了还没有女友。后来相见时一脸抑制不住的得意,儿子已经回到日本工作,很快就交上女友,一个文静的中国女孩。两年前的春节,老朱一家回天津举办了隆重的婚礼,我与妻子应邀出席。那也是朱鹏的高光时刻,在台上代表双方家长致辞,妙语连珠,飙天津话,飙日语,也飙英文,一脸慈和的朱伯母笑得很开心。但见规规矩矩站立的儿子恭敬向前,附耳一句,亢奋中的朱鹏很快打住,下来挨桌敬酒。我有意发问:你儿子对你说了什么?告曰——快下去吧您呐。哈,本人猜的也差不多。

相处日久,便知朱鹏颇有几分侠肝义胆,喜欢交朋友,也喜欢向新朋友介绍老朋友。此前的10余年间,他每个暑假都会带日本学生参加北师大的汉语班,与同样带学生来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结为好友,郑重为我们作了引见,使我开始留意质平的妙文;我也会拉上几位好友(如金宏达先生、魏崇新、常绍民、张雷)一起坐坐,崇新与泓波夫妇访问日本,还受到朱鹏夫妇的热情接待;一次与黄仕忠聊起,他在天理大学访书时曾得到老朱很多帮助,也是知交。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暑假间朱鹏未能带学生来京,但我与他的联系很密集,大多是麻烦他找资料:先因要为一部新作配图,请他查找浮世绘有无《金瓶梅》图册,接下来又请他代查与库页岛相关史料;他也请我留心一下清代的“洋枪”,遂将俄方几次主动赠送枪炮之事打包发往。应予说明的是,我为他做的仅一点点,而他为我付出的是大量时间:查日本陆军总参谋部间谍石光真清的纪念馆,查1918年的庙街事件,查鸟居龙藏对东北和库页岛的考察,查日军对库页岛的占领……其间他将我等出席天理大学会议的论文翻译成日文,一遍遍往返核定,并结集出版;而我主编的《清代教育档案文献》推出第一编68册,朱鹏作为全书副主编并主持第三编,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

2020年7月19日凌晨,朱鹏发来两条微信:“现在是第一编,大概的体例出来了,整体的规划提纲有的话,发给我一份。暑假能回去一下就好了。”“我手里有一些日本外务省的档案,我下周要去东京,届时想去打听一下使用权的问题,能获得允许的话,可以加进去。另外,哈佛、麻省理工应该也有一些清末学人的资料,我也会想办法查一查。”说的都是《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三编的规划。

7月27日,我请他帮助查询1859年日俄在江户谈判库页岛问题的日方代表,以及榎本武扬的《叹愿书》,回复:“好,我查一下,大概需要些时间。我这两天在东京儿子处,可能要在这待些日子。有关库页岛归属问题,下周网课停了之后,正好可以去外交史料馆查一查。”

8月7日晚10点,我请他寻找美国人斯蒂芬《萨哈林史》的日文网络版,没有回音,还以为在忙碌中。9月中旬的一天,华立老师打电话来,沉痛告知“你的好兄弟朱鹏去世了”。我很震惊,非常震惊,简直难以相信!后来接到嫂夫人微信,才知道他在8月3日觉得嗓子痛,要了个急救车,结果被拉到一个小医院,又是拍片,又做胸透,都没有查出问题,岂知是喉头水肿,很快因无法呼吸缺氧昏迷,在医院抢救了一个多月,最终还是未能挽回,于9月12日化鹤而去。

前年岁杪,朱鹏生前最后一次回国,与振平辗转乘地铁昌平线至北邵洼,我开车去迎接,路上说起距大名鼎鼎的秦城监狱很近,二人提出要去看看,便弯过去兜了一圈。喝酒时,他拿出小孙女的照片炫耀,嘻嘻说为其拟乳名“猪肉丸子”,结果被儿子儿媳否决了;他对我居住的三合院很有感觉,询问还能租到否,再三表示退休后要回国,希望能来做邻居。席间说到要开车去踏勘黑龙江,要找一个冬天去北海道大学查资料,还一起鼓动振平,畅想着联排而居,白天各读各书,晚上一起喝酒散步的日子……

一个健壮开朗、热爱学术也热爱生活的朱鹏就这样没了?一个珍爱新生的孙女、也有很多未来写作计划的朱鹏就这样去了?痛!痛!痛!至今我仍不敢相信,不愿相信。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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