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

郑荣华《城市的兴衰》一书，将错综复杂的城市化发展写出了波澜壮阔的景深感。该书以城市问题为导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郑荣华以敏锐的洞察能力，层层穿透问题迷雾，剖析现象之间的逻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策略。这本书的特点是具有庞大且多角度的思想体系与理论架构，采用通俗的评论式写法，简明而不失学术严谨。以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制度等学科相互穿插的，构成了一套缜密且严谨的理论体系，让人耳目一新。

城市改造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命题，不仅是城市功能与建筑风貌的更新替换，更是文化的延续与生活方式的改造。郑荣华把这个过程称为“城市化的人本主义觉醒”，他提出了三个现实问题。第一，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规避各种逐利陷阱。他认为一些地方出现“二次村庄化”以及城市孤岛现象都是源于城市改造者的利益需求。城市改造要考虑经济与文化互融互促，从人类活动与社会发展来理解，城市化发展必须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耦合作用，只有尊重城市发展的生态系统，才能实现城市改造的最终价值。第二，城中村不能以拆代治。郑荣华认为，不能将中国的城中村等同于国外的贫民窟，国外的贫民窟是一种负面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国家阶级过度分化导致的社会分配失衡产物；而中国城中村是改革开放后，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劳动力快速转移所导致的。中国城中村居住的人群是拥有梦想的年轻人与城市运行必不可少的劳动力，政府应该加大廉租房建设来满足城市因集聚带来的住房需求。第三，城市改造陷入形象工程的误区给地方带来了巨大损失的同时滋生“炫耀性腐败”。

人作为一种群居性的高级生命，对文化、环境、价值、信仰的精神需求不可忽视。《城市的兴衰》认为，以人为本是城市改造的基本思想，应尽可能减少对文化的破坏、对情感的隔离。郑荣华提出了以教育促进价值认同，以“多元混居”促进社会融合，以文化包容消除歧视与隔阂等观点。

土地经济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学界普遍认为城市化发展释放了土地的经济价值，从而减少了耕地，影响了农业发展。郑荣华在《城市的兴衰》中反驳了这一逻辑。从理论上讲，农业危机与城市化发展没有必然联系，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带来赋能价值与城市化发展对耕地带来的影响可以相互抵消，甚至还可以创造更多的溢出价值。但是他强调，这些都是理论逻辑，在现实中如果出现政策性误导，开发商、市政工程、政绩工程都可能把转移释放出来的土地消耗掉。另外受产业利差的影响，一旦社会资本不投向农业，那么城市化发展为农业提供资金与技术保障的假设就难以成立，工业反哺农业也将落空。郑荣华建议通过限定城市开发边界与土地利用率，建立城市规模评价体系与农民的权益表达机制等措施来遏制城市蔓延带来的农业与生态危机。

在“城市治理与增长”部分，郑荣华提出了城市蔓延的形成机制与治理路径。书中对美、日等国的城市蔓延与精明增长政策进行解析，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地方的禀赋差异提出了我国城市蔓延的形成机制。对城市蔓延带来的各项成本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不同要素作用的研究，完善了城市蔓延定量分析模型，提出了治理路径。郑荣华认为，城市崛起的焦点已经从“土地要素”向“数字要素”转变。城市“数字化”是全球的发展趋势，是未来智慧地球的构造基础。但是从“数字化”到“智慧化”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利己主义者利用技术与管理的漏洞进行人为操控，导致数字失真与信用安全问题。所以郑荣华呼吁，一方面要打破利益集团对数据垄断与操控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城市信用体系。他提出把城市或区域分为区块，可以以每一个省、市或者县作为一个区块，先建立适应区域发展的信用体系，再通过以点带面逐步联结，最后形成全国共通的城市信用体系。郑荣华强调，城市信用体系是一个多维度的架构，必须同时通过政府信用、市场信用、人际信用的构建才能实现公平、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

该书最后，郑荣华认为，中国经济有三张不可撼动的“底牌”，一是以数字经济驱动的新经济发展；二是高质量的城市化发展；三是乡村振兴。这三张牌都与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相辅相成的逻辑。即城市的环境决定了城市的集聚能力，城市的集聚能力决定了人口、产业、金融、创新等要素的形成。在技术、需求、成本的作用下，城市就像一个转动的螺旋，背后的逻辑越是科学、缜密，三者的协同作用就越大，转速就越快，反之就会出现停滞或衰退。城市的规模越大，对管理水平的要求就越高，而技术是实现管理水平的基本工具。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智慧产业体系，城市与智慧产业形成了较为默契的供需市场，从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城市化的理性发展。也许这是郑荣华的期望，也是他写《城市的兴衰》的目的和初衷。

（作者单位：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